文章的題目是引用，想必很多人都有所了解。這句話形容的是上世紀文壇巨匠巴金先生和冰心先生之間的友誼。二老相交半個多世紀，為后世文人留下了很多佳話，這就是其中一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見《冰心書信全集》、《巴金書信集》等資料。

當然，作為引語，是為了表達對大師的尊敬。先學前輩們的凜凜風骨，雖然斯人已逝，但風范長存，如同航海燈塔，一直照亮、引領(lǐng)著后進學人的前進方向。作為后進，欲尋此道，肯定要從前輩入手，尤其是上世紀的知識分子。

陸鍵東先生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訂本）》，是一本非常優(yōu)秀的社科讀物。作者做為廣東文學藝術(shù)創(chuàng)作研究院的專業(yè)作家和學者，以學者專業(yè)的眼光，用作家細膩的筆法，把國學大師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進行了詳盡的描述和研究。通過對一個知識分子生活環(huán)境和心路歷程的敘述，再現(xiàn)了上世紀學人的思想境界以及精神追求。同時，也對當下學術(shù)界提出了一個徹底的思考——大師已去，斯業(yè)何以為繼？

眾所周知，陳寅恪是上世紀我國非常著名的詩人之一、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曾是清華園四大導師之一，先后任教于清華大學、西南聯(lián)大、廣西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等院校。作為享譽海內(nèi)外的國學大師，現(xiàn)國內(nèi)出版有《陳寅恪集》等著述，對他本人的學術(shù)思想研究專著更是不勝枚舉。同時，他本人也獲得了很多國際上的贊譽。國學大師季羨林就曾感嘆道：先生治學之廣是非常驚人的。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先生懂得十幾種語言，并且博聞強識，具有超乎常人的治學毅力。所以，治學之道，并非是僅僅天資聰穎即可，還需要有名士風骨。陳氏家族是名門望族，自幼家學淵源，又有歐洲求學講學的經(jīng)歷，自然是不同凡響。

建國初期，百廢待興。一個積貧積弱的民族，還要面對國際上各種壓力。國民黨從大陸撤退的時候，運走了相當一部分文物珍寶，還有相當數(shù)量的名師教授。因為文化的力量的無窮的。并且，中華文明源遠流長，需要傳承創(chuàng)新，作為名師教授，這是統(tǒng)治階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力量。書中交代，國民黨撤退的時候，曾專門派人相請，并備有專用飛機�？上攵壬谏鐣�、學術(shù)上定的影響力。作為這樣一個知識分子，肯定受到了政府的重視。在所有的傳言中，作者本著事實求是的態(tài)度，對“周恩來特批藥品”等事件持“待考”意見，是值得敬佩的。不過，當時的廣東省委，這樣的特殊照顧卻是眾所周知。很明顯，這是“國寶”的待遇了。

先生之學識非同尋常，不單單是其在學術(shù)上的成就，還有就是骨子里面流淌的魏晉名士的風格。不為一些政治權(quán)力而改變對學術(shù)的正確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先生一直提倡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先生書《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中，有一句足以彰顯其志——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可見先生性情高逸、風骨錚錚。

在當時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jīng)的力邀下，北京與先生所想象的境況大為不同，所以才定居廣州，并且執(zhí)教。1952年，全國的院系調(diào)整，嶺南大學撤銷，歷史學科并入中山大學，也是當時國內(nèi)數(shù)一數(shù)二的學科。先生其實對這樣的利用政治權(quán)力手段強行整合教育資源的做法是有意見的，但先生也無力回天，好在還有一個良好的治學環(huán)境。在這樣的情況下，先生忍痛，寫出了《論再生緣》，令史學界眼前一亮。1953年，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決定讓郭沫若、陳寅恪、范文瀾三人擔任下屬三個所的所長。但先生還是婉拒了，在回復科學院的信中，提出兩條意見：“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思不言自明，所以，“北返”也就不了了之了。

同時，先生在與朋友的交往上，也是比較的“怪異”。與自己有相同性情的、或者能夠暢談的人，他都引為知己，并且從來沒有架子，非常隨和。在言傳身教之下，他身邊的很多人耳目濡染，自然也是性情高潔，似乎不染俗塵。

郭沫若先生曾與先生有一段交往，但最終還是引為性情格調(diào)不和，未能引為知己。郭先生當時不論在黨內(nèi)黨外，還是文學上、社會上都有極高的聲譽。在與先生書信流通的過程中，不免有所洋洋，但作為先生——一個冷靜的很少參與甚至從來不參與政治活動的知識分子來說，自然心生反感，這樣的交往也就不長久了。還有陳先生的得意門生汪箋，當時的作協(xié)領(lǐng)導周揚，也是因為帶著很厚的政治意味，和先生的交往也因此一時擱淺。當然，這種處于政治的交往有時候并不一定個人之間的相互愛慕。就像周揚說的，和先生談話的時候——“我被突然襲擊了一下”，可想而知，先生的學問已經(jīng)達到什么程度了。

可以說，先生不問政治、不評時事，這是一貫的作風。1956年，陳毅將軍在當時的廣東省省長陶鑄的陪同下探訪先生，兩個人談話的內(nèi)容涉及到《世說新語》和魏晉名士風骨的話題，非常融洽，給后世也留下了一段佳話。還有吳宓、竺可楨、夏承燾等，都和先生過密的交往。因為大家除了社會職務(wù)外，還保留著一個知識分子的品德，以及所堅持的做人、做事、做學問的原則。

而今，斯人已逝。我們也只能從著述中領(lǐng)略大家風范。本書作者搜集了很多歷史資料，并經(jīng)過這一次的修訂，也加入了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這對我們了解先生有很大的幫助。不管是對先生世人所知的軼聞，還是街頭巷尾的傳談，作者都進行了一一考證，對一些史料不詳?shù)氖录]有妄自推斷，而是以“待考”的口吻來敘述，這體現(xiàn)了一個學者認真負責的態(tài)度。而且，這對讀者接受有一個全新的認識，避免陷入人云亦云的街頭巷尾傳聞之中去。同時，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還通過史料對先生在大環(huán)境下的心理世界進行了探索，這對讀者了解先生也提供了更多、更為獨特的視角。

有你在，燈亮著。在先生贈吳宓詩《送雨僧先生重游北京》中，寫道：北望長安本有家，雙星銀漢映秋華。神仙眷屬須珍重，天上人間總未差。而今，逝者不可追，與這片紙之間仰慕長風，略見風范，應當也是“未差”才對。無論做不做得到，至少說沿著這條路走，想必應是平坦的。

【編輯：卓禮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