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共產黨誕辰100周年，也是全黨開展黨史教育，統(tǒng)籌民族復興戰(zhàn)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之年。在2020年世界各國經歷新冠病毒疫情嚴重影響，世界經濟持續(xù)下滑的情況下，中國仍保持經濟持續(xù)增長，人民生活穩(wěn)定，特別是國家對農村落后地區(qū)實施脫貧攻堅，讓家家戶戶都過上幸福生活。這是老一輩共產黨人流血犧牲為之奮斗的目標。如父親能看見當今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可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靈。借此，我根據父親陳念生在七十年前為記錄地下黨活動撰寫的自傳和有關資料編撰此文，以示紀念。

父親陳念生，字昌隆，一九一九年九月出生，四川合江縣五通鄉(xiāng)人。父親從小天資聰明，讀書用功。在九支富家坳縣立第四完小和合江縣立初中讀書時，就受到校長梁業(yè)廣，教師金奚生、汪良杰、廖友陶等中共地下黨人和進步老師影響，特別是1935年在家鄉(xiāng)五通爆發(fā)地下黨領導下震驚西南的石頂山武裝起義，從而使他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的啟蒙教育。

一九三七年七月在合江初中畢業(yè)后，經何作舟（“五四”時期曾參加過新文化和反帝反封建的運動，時任瀘縣職業(yè)中學事務主任，戚誼關系）幫助，在瀘縣職業(yè)中學作圖書管理員，半工半讀。在何作舟的鼓勵下，認真學習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科學通史等知識和職業(yè)技能。此外，父親還參加了由胡愈之、鄒韜奮主講的重慶戰(zhàn)時函授學校學習�？谷諔�(zhàn)爭爆發(fā)后，中國共產黨的威信空前提高，在學生中掀起了學習馬列主義、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知識和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高潮。父親在學校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和接觸學校中共地下黨，摸索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為以后投身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礎。

一九三八年九月，父親經趙劍鋒（古宋人，瀘縣天府中學教師）介紹加入中共地下黨，和李治安（成都人，職校教師）、龔茂才（合江人，職校教師）在職校支部過組織生活。在職校期間，父親還積極參加地下黨的活動，利用圖書管理員的職務，引導學生閱讀進步書刊，在學生中發(fā)展了陳智（赤水人，一九四三年在遵義犧牲）、賈季芳（合江人，后作合江書店經理）加入地下黨，并在羅漢場兵工廠做過一段時間的工運。父親還在職校、瀘縣川南師范學校和瀘縣中學分別建立了三個規(guī)模較大的讀書會，并利用自已參加重慶戰(zhàn)時函授學習的知識和資科，油印后提供給黨內同志和讀書會的同學們學習，提高他們的學習情緒，因此影響了他們中間的積極分子，畢業(yè)后直接參加了抗戰(zhàn)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初，瀘縣慘遭日寇飛機轟炸，按照組織的安排，疏散回鄉(xiāng)。回鄉(xiāng)后，父親在五通私立黃氏小學以教書為掩護，與中共赤水特支負責人田祟堯接上頭，在赤水特支領導下，繼續(xù)堅持地下黨活動。在五通發(fā)展積極分子黃天如、李灼文入黨。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父親沒有害怕退卻，發(fā)動團結群眾與國民黨敵特進行頑強的斗爭。以學校為基地，支持進步人士李濟航在黃氏小學任校長。期間，父親掌管學校的行政，黃天如聯(lián)系開明士坤，李灼文掌握鄉(xiāng)政的武裝，經分工合作，用各種方式積極開展活動，啟發(fā)民眾，提高抗日熱情。

同年六月，五通地下黨支部為了激發(fā)各界人士的愛國熱情，在群眾中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的宣傳，發(fā)動五通黃氏小學的進步教師、進步青年和社會上擁護抗日的各階層人士，成立了“五通鄉(xiāng)抗敵后援會”，父親被推舉為主席。他組織學校師生親自編導排練節(jié)目，深入鄉(xiāng)村向人民群眾演出了《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抗日英雄劉三爺》、《難民鬧街》等抗日話劇，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歡迎和好評。

十二月，國民黨發(fā)動反共高潮席卷全國。中共赤水特支遭受破壞，特支書記付方權、組織委員張躍龍和五通支部的黨員同時被捕。上級黨組織鑒于險情發(fā)生，決定五通鄉(xiāng)支部書記馮劍魂緊急轉移，由父親陳念生接任支部書記。

一九四〇年春，五通支部利用學校開展工作，也在赤水、合江兩縣鄉(xiāng)區(qū)起到帶頭作用。父親還利用學校購教材的機會到重慶，購買大量進步書刊，混在教材中偷運回赤水，供地下黨組織、學校及外圍人員學習，用以提高黨員和民眾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覺語。同時，父親在重慶掩護已暴露的地下黨員陳智（在銅元局兵工廠任職）返鄉(xiāng)安排在五通任教。為了避免赤水中統(tǒng)特務鄒維明、謝剛的威脅，還掩護中共赤水特支書記田祟堯到五通黃氏小學教書。這段期間，赤水特支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五通。父親由于組織發(fā)展與宣傳工作出色，得到中共瀘縣中心縣委書記李亞群、特派員彭維漢等領導來五通檢查工作時的肯定，五通支部受到了“模范支部”的表揚。五通也成為赤水、合江兩縣國民黨當局嚴密監(jiān)視防范的重點目標。

一九四一年一月，國民黨發(fā)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合江、赤水的白色恐怖濃厚，形勢十分嚴峻，中共瀘縣中心縣委指示，暫停地下活動，馬上疏散轉移。父親立即轉移到敘永打鼓鄉(xiāng)中心小學任教。

六月，中共赤水特支再次遭受破壞。七月，赤水特支書記付方權被暗殺于赤水縣城西門外頭橋后，中統(tǒng)特務洪育之去五通查封黃氏小學。接著陳智、田崇堯、沈際昌（赤水特支負責與父親聯(lián)系的人）等相繼在赤水被捕。五通方面，地下黨員李灼文也受到合江當局的嚴密監(jiān)視。時任五通黨支部書記的父親陳念生因“異黨嫌疑”被捕。五通“抗敵后援會”被取締。黨組織因與瀘縣中心縣委失去聯(lián)系，無法開展活動，只好通知黨員迅速轉移，組織按照中央當時對白區(qū)工作，“蔭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期”的指示轉入地下隱蔽。

父親被捕后，經過半個月的審訊，在敵人多次威脅、恐嚇、利誘下，僅承認自己同情共產黨，堅決否認參加過地下黨，沒有任何悔過、屈辱、反叛和出賣同志的行為，保護了黨的組織和地下黨員安全。

在此期間，地下黨通過五通、打古社會名流、民主人士及民眾多方連保，再加上我爺爺陳丙文是五通的知名人士、袍哥大爺，聽到這個消息后，十分著急，上下打點。為營救父親這個獨子，還聯(lián)系在合江縣府等部門任職并有一定家產的幾個叔叔都用錢財疏通關系，想辦法營救父親。

此時，父親心里也特別清楚，心想如果能利用這次機會打入國民黨縣黨部，掌握收集敵人的情報，不但能更好地打擊敵人，還能設法營救自己的同志。主意拿定后，父親從容應付敵人的審查，與敵人周旋，他在指定閱讀的“總裁言論集”等書籍后，按照敵人布置而寫的“讀書筆記”中，有“三民主義合國情，共產黨不合國情，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國民黨是救國黨”的文字,還被敵人有意刊登在《合江民報》上。在這樣的情況下，敵人逐步消除了對父親的懷疑。父親也趁機打入敵人內部，參加了國民黨縣黨部的特務調查組，給地下黨作臥底。

一九四二年春節(jié)后的一天，父親正在縣黨部特務調查組值班。有線人報告說五通的馮劍魂、黃君儒二人，活動頻繁，有“共黨嫌疑”，應立即抓來合江審查。父親當然也知道馮、黃二人都是五通地下黨的骨干，便立即主動向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劉家明報告，并爭取到五通場抓捕馮劍魂、黃君儒兩名“共黨嫌疑”到縣黨部審查的任務。

父親到五通后，將合江偽縣黨部己注意五通的地下黨活動，和他這次到五通的來意分別告知馮、黃兩人，要他們立即停止活動，連夜轉移。第二天父親返合江后以馮、黃二人“去向不明”向縣黨部報告，及時地保護了地下黨的同志。同時也取得敵人“信任”。

同年三月十六日，父親以為了承擔家庭生活來源為由，請準回原籍五通，在打鼓鄉(xiāng)中心小學任教。周旋于地下黨和國民黨之間的父親，依靠在縣黨部特務組當差的身份作掩護，往返在五通、合江、赤水之間積極有效為地下黨作隱秘工作。

在此期間，父親還營救過以“異黨嫌疑”罪入獄的地下黨員陳智出獄。

一九四三年上半年，父親因事到合江，縣黨部書記長劉家明問及孫映腺、鄧英兩名非黨進步人士有否政治活動時，父親為保護他們，把兩人說為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都很腐化，進而消除了敵人對孫、鄧的嫌疑。

一九四四年元月，父親被劉家明安排到縣黨部任組訓干事時，為掩蓋自己真實身份，違心的參加了國民黨。

同年十一月，父親作為劉家明的“心腹”，被送去成都參加四川省黨務班受訓兩月，在成都集體參加了三青團。返縣后按劉旨意辦了組訓所，發(fā)展五十多名偽保甲人員參加國民黨。

貴州省立二中李濟航等三名進步老師在學校的言行，引起了國民黨縣黨部的注意。為消除敵人對李濟航等三名進步人士的懷疑，父親動員他們參加了國民黨。就這樣，既保護了李濟航等三位老師的安全，又因此得到劉家明進一步的信任，為父親作地下黨的隱秘工作打下了更穩(wěn)定的基礎。

一九四五年二月，按劉家明的旨意，父親以教務之職，舉辦為期七天的偽區(qū)分部委員以上基層人員學習班，將原七十多個區(qū)分部調整為一百二十多個區(qū)分部。父親在培訓之際，暗中為地下黨在保甲長中通過培養(yǎng)教育和考察后積極發(fā)展地下黨員，使這些地方武裝實力為我黨所掌控。事后，父親還將國民黨縣黨部和全縣各區(qū)分部幾百個敵偽職人員名單秘密抄寫一份送交給中共地下黨組織。

由于出色完成了縣黨部的培訓工作，父親更加得到了劉家明的器重。父親也利用他在國民黨縣黨部組訓干事的身份，與民主進步人士廣泛接觸，宣傳黨的政策和宗旨。由于他說話風趣，經常引經據典，很具說服力，且平易近人，深受各界人士的器重和支持。因此在合江、赤水一帶涌現(xiàn)出一批積極支持地下黨工作，靠近地下黨組織的積極分子。

同年父親還被劉家明指定代理過社宣干事兩月，并經劉介紹參加四川通訊社為通訊員。六月，在國民黨縣黨部選舉中隨著劉的書記長落選，父親也因此辭去了縣黨部的職務，到合江電燈公司任過業(yè)務主任，還任過五通場鄉(xiāng)民代表主席。

一九四六年春，父親在五通積極參加地下黨領導的分化哥老會，打擊“捧紅吃黑”的惡習。同年，父親在發(fā)動“反饑餓，爭溫飽”斗爭，帶頭向縣偽議會請愿，通過斗爭后補發(fā)足了教師的米貼；父親還公開檢舉九支區(qū)的教育貪官林上達貪污瀆職，并在《合江民報》上揭露其事實。父親所作所為結怨得罪了地方反動勢力的后臺，為此給父親扣上“異黨復活”的帽子，直接威脅父親的安全，而被迫辭去鄉(xiāng)民代表主席的職務，在友人張?zhí)┥p(合江中學教師)的幫助下，離開合江。

一九四七年春，父親隱蔽避在瀘縣羅漢場、南城鎮(zhèn)任教，積極尋找地下黨組織未果。期間獲悉合江當局函請瀘縣當局注意父親活動的消息，只好離開瀘縣。

一九四八年夏季，父親逃在重慶“正和紗號”供職會計。一面閱讀進步書刊，一邊關注研習時政，不斷了解黨當時的方針政策；一面暗中與在江安暴露，逃來重慶在市立師范任教的地下黨員何作舟聯(lián)系。

在重慶一年半的時間，父親棄教經商，從鄉(xiāng)村到城市而且工資收入可觀。按說父親可以從此安于現(xiàn)狀，建沒“溫暖家庭”。但父親沒有這樣做，因他心中有信仰，雖有家不能回，但仍然千方百計，積極尋找地下黨組織、參與當地地下黨的活動。

此時，反內戰(zhàn)、反饑餓、反壓迫運動席卷全國，隨著“勘亂”壓力而日益高漲，父親利用業(yè)務上的便利，通過同鄉(xiāng)、同學黃應朝(當時相輝學院的黨外積極分子，后在重慶市寸灘區(qū)署工作)關系，參加重慶北碚相輝學院的策反活動。父親負責聯(lián)絡和掩護積極分子鼓動學潮，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但第二次進校時被特務跟蹤而暴露。在傳可舫(當時在白碚工作)的幫助下，離開重慶秘密返回瀘縣，在小市第二中心校任教。

一九四九年底，終于迎來了解放。

解放后，父親回到五通鄉(xiāng)參加農協(xié)會，并任鄉(xiāng)文聯(lián)會主席，后隨同中共地下黨的領導張躍龍到赤水，被組織上安排去學校教書。

一九五〇年三月，到城關完小任教，校長是余佩群。一九五一年二月，調赤水一中任歷史、語文老師和教導員，校長王樹勛。

在我記憶中，那是父親和我們全家最開心的好時光。由于父親博學多才，滿腹經綸，說話風趣，教學認真，而且為人謙和，深受學生的尊重和愛戴。和校長老師們的關系處得也很融洽。特別是李代泉、方澤民、金明永、袁沉穎、李濟航等老師既是同事，也是要好的朋友。經常在一起研究教學方法，談論教育工作，有時還聚在一起小酌幾杯。

我家在我之前已有四位哥哥，沒有姐姐，所以父親特別寵愛我。父親每天上課回家后，我總是要父親抱一抱，親一親。父親經常和隔壁李代泉老師喝酒時，相互夸自己的女兒長得乖巧。我小時候還經常和方澤民，袁沉穎老師的女兒一起玩，一起到城郊農村去打豬草、搧紅苕等等。那時雖然家里經濟并不寬余，但一家人能聚在一起，其樂融融。有時聽父親講故事，有時又讓父親教我唱歌或聽他拉二胡和吹笛子。在我幼小的心靈里，留下了父親慈祥的面容，高大的身影和永遠揮之不去的美好回憶。

但好景不長，從1957年的反右斗爭嚴重擴大化開始，學校的氣氛突然變得緊張，黨政機關和單位都制造了許多的冤假錯案。父親的“中統(tǒng)特務案”也在其中。

那是1958年的春節(jié)前，父親突然被調離赤水一中到赤水二中（土城中學）工作，我們一家人也搬去土城居住。清明節(jié)左右，我們正在家里吃午飯。突然家里闖進了一群人，其中還有公安。他們不由分說就給父親的手帶上了黃黃的圈子，要將父親帶走。還有的人還將家里翻箱倒柜整了個底朝天，連壇壇罐罐都沒放過。

我不知父親手上帶的是什么東西，但感覺不是什么好事，象是要天塌地陷的災難來臨。我嚎啕大哭，用小手去想抓去父親手上的“圈子”。我撕心裂肺地哭喊：“爸爸！爸爸！爸——爸！……”一會兒，我又轉為雙手抱住父親的腳，不讓他走，來人動手想把我拉開。父親大聲對他們的吼道：“我跟你們走！別嚇著我娃兒！”

父親跟他們走向了門外。誰知，父親這一走，竟成了永別！

幾個月后、母親才聽人議論，說父親是國民黨“中統(tǒng)特務”（含冤兩年后，死于監(jiān)獄）。父親走后，我們又搬回了赤水，一家大小七口人，失去了生活主要來源。母親只好靠幫人帶小孩，每月八塊、十塊錢以微薄收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特別在六十年代初，國家又遇上天災人禍的困難時期，我的兩個哥哥和一個妹妹，也因饑餓、生病相繼死去。只剩下母親和我們三兄妹，我們從小就到河邊挑水、撿柴、淘煤渣、……，每天下鄉(xiāng)找野菜、搧紅苕等當糧食充饑。我們稍大一點就到處做小工，修公路、錘石子、扛楠竹換點錢來補充家庭的支付。我們三兄妹因為父親被定為國民黨中統(tǒng)特務的問題，都沒有進過中學的門坎，更不可能安排到任何單位就業(yè)。歲歲年年，年年歲歲，我們就這樣度過了這不明不白、多災多難、含冤忍辱的童年、青年時代。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央組織部在胡耀邦主持下沖破“兩個凡是”的束縛，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落實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作了徹底否定的結論。這使一切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有效實施。

在此情況下，父親生前的領導、同事和朋友謝吉、余佩群、羅文凱、李代泉. 袁沉穎、羅浩洪等出于對父親的懷念和尊敬，也是對我們子女的同情，支持我們去找落實政策辦公室，提出要求復查父親的問題。他們有的提供了線索，有的提供了證詞。特別讓我感動的是赤水二中（土城中學）原校長謝吉多次給我講述父親的事情，還寫好證詞蓋上他所在單位中共赤水縣委黨校的公章給我送來；城關完小的老校長余佩群年老多病，也多次柱著拐杖來我家提供線索和交換情況；遠在四川成都供職的當年地下黨領導、曾任過赤水縣縣長的張躍龍也給我大哥來信關心父親的平反問題；合江五通當年父親發(fā)展并一起出生入死為黨工作的地下黨員黃天如每年都來給我母親拜年，對父親表示深切的懷念……。

有鑒于此，我們全家經過商量于一九八二年初，由大哥陳大業(yè)代行向人民法院提出:“原判事實有出入，要求復查改判的請求。”由于土城鎮(zhèn)在一九六五年赤習二縣行政區(qū)劃調整后，劃歸習水縣，因此，由習水縣人民法院和縣委落實政策辦公室著手復查父親的“中統(tǒng)特務案”。

復查中，調查組的同志找到了當年五通鄉(xiāng)地下黨的領導，也是了解父親當年情況的趙欲樵同志（曾任貴州省副省長、四川省政協(xié)副主席等職）。趙欲樵同志在聽完調查組講述父親的情況后失聲痛哭。他說：陳念生同志是地下黨的好同志，為黨做了不少工作，擔了不少風險，對黨是有貢獻的。解放后，我們一直在找他，沒想到是這樣一結果�，F(xiàn)在人已死了，但你們一定要安撫好他的遺屬，照顧好他的子女。習水縣當年的外調人員、習水縣委落實政策辦公室主任馮文學（曾任習水縣監(jiān)察局局長）也是流著眼淚向縣委、縣人民法院轉達了趙欲樵同志的意見。

一九八二年四月三十日，習水縣人民法院以(82)刑申字第027號裁定：“被告陳念生于一九三八年參加地下黨后，以教書作掩護，積極進行革命活動�！薄盃I救過以‘異黨嫌疑’捕押的地下黨員出獄，印過偽縣黨部和全縣區(qū)分部人員名單交給地下黨同志”“根據黨的‘全錯全平’的政策精神，特裁定如下：一、撤銷原判；二、對陳念生宣告無罪�！�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一日，中共習水縣委組織部習組落（82）127號關于陳念生同志黨籍問題的復查決定：

“……查原土城中學教師陳念生同志，一九三八年九月經趙劍鋒同志介紹參加中共地下黨，入黨后，積極從事宣傳活動。發(fā)展黨的組織。建立五通黨支部，任支部書記。四一年因組織受破壞，負責人被捕。與組織失掉聯(lián)系后被迫到合江偽縣黨部任組訓干事、社宣干事，四川通訊社通訊員等職，利用敵人對他的“信任”，繼續(xù)從事地下活動，曾營救過同志出獄和保護過被敵人懷疑的地下黨員脫險等，為黨做有貢獻�！浿泄擦曀h委落實地下黨政策領導小組于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研究決定:一、恢復陳念生同志政治名譽，恢復黨籍。二、補助安葬費150元、撫桖費230元。三、給遺屬張孟君每月生活補貼15元。四、給予困難補助200元。…… ”

父親終于沉冤昭雪，可以瞑目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