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遼闊的華夏大地上發(fā)生了一件讓世人矚目的大事：全國所有的農民不再上交農業(yè)稅了。

消息一經(jīng)傳出，山村里所有的農民奔走相告。他們?yōu)閲乙呀?jīng)走向富裕而振臂歡呼。

這件事雖然才過去十多年，但現(xiàn)在的孩子，早已不知道農業(yè)稅為何物，因此對糧食的印象也就不深刻。國家看到這種現(xiàn)狀，就倡導人們在生活中實行光盤行動。

其實，早在春秋時期的魯國，就已經(jīng)增添了“初畝稅”這一名詞，且這一類似的制度一直延續(xù)到了2006年，如果按一世紀為一代人計算的話，這事已有了260代了，也就是距今已有2600多年。在農業(yè)稅賦史上，過去稱為田賦。在封建社會時期，農業(yè)稅的收取，只是為了滿足諸侯的私人利益。當然那時也不僅僅是收取農業(yè)稅，還有其他諸如屠宰稅、牲畜稅等等，各種稅收無法計算，其稅務名目要看當?shù)毓賳T的良心。民國年間，有“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只剩屁無捐。”的笑話，從此對聯(lián)中，我們就可以看出，民國年間，農民生活的擔子有多重了。

解放初期，整個華夏百廢待舉，又受著西方列強的經(jīng)濟把控，需要用錢的地方確實不少，但國家考慮農民的困難，一直未收取農業(yè)稅，讓農民在政府的關懷下自給自足。直到1958年，有一種風氣在農村各地盛行，加上國家要償還他國的債務，國家的工業(yè)、科學、醫(yī)療等工作人員的生活也需要農業(yè)經(jīng)濟扶持，所以才開始征收農業(yè)稅，農村人稱為“上公糧”或“交公糧”。

交公糧是按村民組的人口與土地計算的，那時的村民組叫生產隊。每個生產隊要交多少公糧，可以根據(jù)生產隊長上報的土地產量來規(guī)定。有的生產隊長在那種風氣的蠱惑下，他們?yōu)榱吮砉Γ吞搱蟪奢^高的產量。結果本生產隊在上交了公糧以后，分發(fā)到每個人口的糧食就不足半年的口糧。因此，每個家庭挨餓的情況時常發(fā)生�，F(xiàn)在的家庭，如果你仔細觀察，凡七十歲以上高齡的老人，他們家里的剩飯即使發(fā)餿，也不愿意丟掉，那是他們已經(jīng)被餓怕了，曉得糧食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所以就保持這一良好的生活習慣。

由于生產隊的村民在上交公糧以后產生季節(jié)性缺糧，他們餓的心慌，就出現(xiàn)了個別的人家在半夜里去偷盜生產隊集體種植的糧食。在我故鄉(xiāng)，種植的糧食就只有包谷。包谷才剛剛含漿，有時就被偷了一大片。有一次，我親見生產隊里德高望重的長輩全部走進堂哥的家，從堂哥家牛圈的糞底下翻出很多新鮮的包谷葉。我堂哥因為饑餓，偷盜了生產隊的集體財產。那次對堂哥的懲罰并不嚴重，只是叫他寫下保證，規(guī)定了歸還生產隊糧食的字條。后來，堂哥家因為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漸漸富裕起來，搬到城里建房居住了。

改革開放前，交公糧的事由村里的壯勞力完成。先是婦女把無數(shù)的玉米籽脫下來，再曬干，青壯年男人就用籮筐裝上，挑到叫做“公社”的地方，由糧站專職人員檢測合格后統(tǒng)一歸倉。我們生產隊離公社有15公里路。雖然上百斤的擔子很是沉重，但他們想到很多的革命烈士把農民從苦難中解放出來，自己現(xiàn)在以交公糧的方式向國家作貢獻，即使肩膀被磨破了皮，也是發(fā)自內心的高興。

在我的家鄉(xiāng)，包產到戶是在1980年。包產到戶以后，農民勞動的積極性空前高漲。他們恨不得把所有的農家肥都放到地里，糧食自然也就豐收。那一年，我家共8口人，通過攤派，需要上480斤公糧。從1980年起，上公糧的事就由父親全部包攬。那時沒有通公路，父親挑著上百斤的擔子走在崎嶇的小路上，一天跑兩個來回，將糧食寄放在親戚家。待公糧的斤頭夠數(shù)，才找到收糧員全部歸倉。那時我已13歲了，為了減輕父親的負擔，我也可以背上約20斤糧食去上公糧去。但我一天只能跑上一次。有一次正是趕集，我與父親把公糧過了秤，收糧員填寫了公糧證。

那日陽光正好。我們往外出走，就見幾個壯漢在糧倉旁抓住一個年輕力壯的男人，并把這個男人的雙手反剪起來，用棕繩扎緊。壯漢們統(tǒng)一的口氣是：這個男人偷盜了國家糧食。沒多久，男人的胸前掛上了一個只有犯人才有的紙牌。幾壯漢讓男人彎下腰，將一麻袋約200斤的玉米抬起壓在了男人肩上，并讓男人一直高聲喊著：“我叫某某某，偷盜國家糧食。”沒多久，男人的汗水從臉上滑下來，接著全身濕透，他的十個手指也從烏青變成了黑色。男人肩上的玉米太過沉重，他稍微動一下身子，玉米袋子就從肩上滾落，幾個壯漢又依樣把袋子抬起來架在男人肩上。由于天氣太熱，男人雙手被縛血脈不通，加上有沉重的貨物壓著，男人轟地一聲倒下了，身體在堅硬的泥土地上痙攣。那一刻，我的眼里噙滿了淚水。這個壯實的男人，如果不是家里有幾張要吃飯的嘴，哪里會做出這種鋌而走險的蠢事。也是這件事，讓我在今后的人生中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我的父親上公糧才有6年，他因傷而辭世。那是1986年，我也剛好到離家很遠的學校教書育人，就無時間顧及母親的生產與生活，兩個姐姐已出嫁，弟弟妹妹也還年幼，家里的重擔也就只能由母親一人承擔。

我的母親個頭較矮，還經(jīng)常生病，上公糧時每次最多能用背簍裝60斤糧食。480斤糧食就要跑八個來回。那時的路仍是崎嶇小路，母親的腳掌也有些畸形，所以，母親基本天不亮就得出發(fā)，直到太陽下山，才可以完成一次把公糧背到公社的任務。公糧背夠了，不一定就能順利交給糧倉管理員。糧倉管理員是一個胖子大叔，他會把母親的每一袋玉米都倒出來，用手反復抓來抓去，再咬破一兩�？词欠窀赏�。這個時候很能決定母親的命運，只要胖子大叔說沒有干透，需要再曬上兩天。如果太陽好，母親就會一直讓玉米在地上曬著，直到太陽落坡，母親才一顛一顛地空手回去，快半夜才能去喂養(yǎng)嗷嗷呼食的豬牛。如果是陰天，那就可以及早返回，直等有陽光的時候才來公社補齊上糧手續(xù)。

有一次，我母親向生活在公社的三叔哭訴明明玉米已干透的，但不知為啥公糧總交不上去。三叔告訴我母親：“這種情況一般要請客的。”老實巴交的母親才明白其中原委。那一次，母親急忙找到那胖子大叔，輕聲告訴胖子大叔：“我已在一家狗肉館買了半斤狗肉，下班后你直接可以去那里吃晚飯。”胖子大叔其實與我母親有聯(lián)著親戚的表親關系。他當然也知道母親不敢說謊，因為來年母親還得上交公糧的。胖子大叔聽到這句話語時，就叫我母親把公糧倒進了糧倉里。后來，母親每一年都要這樣做，交公糧也就順利些。其實這事我是從要寫公糧的故事時母親才告訴我。母親說起這個故事的時候，昏花的老眼里汪著厚厚的兩片淚水。

母親交公糧從1986年直到2006年，由她一個人每年背負480斤糧食交到糧倉里去。我算了一下，竟是23040斤。我知道，這些糧食有些給予了科研人員的生活，科研人員們不負農民的厚望，不再讓國家受辱；有些給予了工業(yè)人員，他們制造了很多工具改變了農村幾乎是刀耕火種的狀況。有些給予了醫(yī)生，醫(yī)生在本職工作中讓很多的人起死回生……，這樣一想，我那平凡、矮小、多病、腳掌有些畸形的母親，竟然高大得讓我只能靜靜地仰望。

自從實行承包土地責任制后，剛好遇到袁隆平爺爺研究的雜交水稻和雜交玉米在全國大面積推廣運用。能試種雜交水稻與雜交玉米的農戶，國家都會有一定的化肥補貼，還有農業(yè)技術員到田間地頭指導，農民的積極也就更高了。農民們之所以夠從饑餓走向溫飽，再走向富裕，與袁隆平爺爺?shù)淖吭截暙I也是分不開的。

2006年后，神州廣袤的農村所有的稅收都已取締，接著，工業(yè)反哺農業(yè)的政策開始實施，農民除了不再交公糧，還可每年都獲得糧種補貼或退耕還林補助，這些惠農政策的普及，讓農民們開心不已，也感恩不已。

交公糧的事雖然已過去了15年，但農民支援國家建設的樸實精神一直珍藏在領導人的心中，而今，他們想方設法讓農民過得更舒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