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五十年代末期出生的，雖然只有兩年五十年代年齡，卻已坐上了五零后的末班車，也用呀呀學語的體溫感觸了大躍進的轟烈氣氛，也和同年代的大哥哥、大姐姐們，攜手走過人民公社、計劃經(jīng)濟、“文化大革命”等悲喜同生的歲月。

現(xiàn)在社會上對各年代有眾多不成文的說法，都說五零后是最不幸的一代，或是被淪陷的一代。林林總總大有一偏概全之勢。因五零后飽受人生煎熬最大，失去的生活享受又最多。在我看來都不是子虛烏有，而是實打實的，但已有眾多柳岸花明的歸宿�？芍^是悲喜同生、優(yōu)樂兼?zhèn)洹，F(xiàn)我就將那些被人們爭論不休的五零后得失簡述如下：

一、長身體時恰逢糧食難關

從1950年開始，我們新生的共和國正處在窮二白和百廢待興時期。為了國民經(jīng)濟恢復和發(fā)展，國家提倡“大煉鋼鐵”和“大辦農(nóng)業(yè)＂，但由于耕種技術落后，糧食畝產(chǎn)低，人均收入少。不僅如此，國家還要舉全國之力支援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農(nóng)村人口是菜飯同鍋，不圖吃好只要不餓，城鎮(zhèn)居民靠吃微薄的定量糧，而且要兼帶雜糧。還是孩提的五零后我們，總是缺吃少穿，閑時還要幫父母理家創(chuàng)收，揀破爛、摘野食便成了家常，挖蕨菜、掏鳥蛋、摸魚捉蝦貼補家的食用更是五零后孩子們的首選。

轟轟烈烈的“大躍進＂，五零后孩子們，還要以少小年紀參加“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革命熱潮，勒著褲子也要為社會主義增磚添瓦。

1959年至1963年，我們五零后正當幼年或少年（五十年代初岀生的），正想享受“大躍進”的成果，也正盼望填飽肚子長身體時，卻遇上三年自然災害，全國糧食不豐還要還貸（蘇聯(lián)貸款）。工人上班都不能達到所需定量，未成年的五零后又何以足食。那時的罐罐飯，水蒸飯（二次加水蒸的飯）想必是不少人的基本飲食，憑購糧本買定量糧更是雷打不動的定律。

很長年月里，我們五零后除讀書上學外，其他重要任務就是替父母找食分憂。那時的搧（也稱拾）麥巔、谷巔（農(nóng)村收割時掉的稀少麥、谷穗）、摘紅籽（一種野生可食的小紅果），也是孩子們替家人添食的配比。揀廢銅廢鐵，湊牙膏皮、柑桔殼，剮構皮賣錢，都是填飯肚子的另取。茅臺酒廠工人在糧食難關期間，還吃過糟子飯（即烤酒第一個輪次的半熟高粱〉。

與共和國同甘共苦的五零后，以身體艱熬為代價在脆弱成長，說是生不逢時，卻又生在勵煉的恰時。

二、渴求知識時又遇“文化大革命＂

正當我們五零后擺脫了糧食難關的陰影，社會經(jīng)濟經(jīng)歷了“一大二公＂后正萬象復蘇，準備“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時，又遇到1966年一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運動。

在“破四舊、立四新＂，“知識越多越反動”和“造反有理”的畸形年代，學校也成了政治犧牲品，優(yōu)秀老師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教不了書，學校也是實行“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重要場所。中學生成了轟烈運動的后備軍“紅衛(wèi)兵＂，瘋涌著串聯(lián)鬧革命。“紅小兵”取代了少先隊照本宣科學文件，也在仿效大人們造反鬧革命。我們五零后所要接受的知識被支解得七零八碎，那時的學生真是活躍了思想窮了學業(yè)。

在十年“文革＂中，我正在讀小學、中學，記得老師上課教書成了擺設，連綿不斷的是學文件語錄，背“老三篇”是政治課的前提，還時不時的跟著大人們唱革命歌曲、游行喊口號，這都是形勢造就的必須，拿紅纓槍攔路人背語錄則是思想紅彤的特定。

學工、學農(nóng)、學解放軍，在那個特殊時期是學生們雷打不動的校外政治課程，“不學數(shù)理化，照樣干革命”的社會風氣席卷了教學與書本。“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便成了知識被支解的神圣。那時的教科學裝的都是革命與英雄，唐詩古韻和精典應用全被砍成了“封、資、修＂。

除少得不能再少的課堂讀書外，學生還要到工廠、農(nóng)村參加勞動，名曰接受“工人階級領導”和“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

工人宣隊進學校作報告，老農(nóng)民臺上講“憶苦思甜”被學校奉為神旨。還有一度時期的學跳“忠字舞＂，學唱樣版戲都牽扯著學生們的精力。我們的五零后啊！就在這種特定時期、特殊政治氣候中被“品學兼優(yōu)”了，試想有多少時間有多少書可讀，可謂正需長文化知識，卻偏長了眾多的“斗爭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