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遵義會議”與毛澤東主席的人格魅力
今年是偉大的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100周年的大喜日子，作為一名土生土長的遵義人，我認為最值得遵義人自豪的是“遵義會議永放光芒”這句話。因為，在紅軍長征期間，在二萬五千里的長征路上，黨中央在遵義老城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撥正了中國革命的航船，中國革命才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這些基本結(jié)論是我在學校讀書期間從遵義會議會址、婁山關戰(zhàn)斗遺址、清明節(jié)到八里鄉(xiāng)、馬家灣等地去給紅軍烈士掃墓，和閱讀毛主席《憶秦娥·婁山關》、《七律·長征》詩篇及其注釋上領會的，雖然不成系統(tǒng)，甚至極為零星，紅色基因卻注入了我年輕的心靈及青春的血液。
關于長征，《現(xiàn)代漢語詞典》（第6版）是這樣注釋的：“①（動）長途旅行；長途出征。②（名）特指中國工農(nóng)紅軍1934—1936年由長江南北各蘇區(qū)向陜甘蘇區(qū)的戰(zhàn)略轉(zhuǎn)移。”關于長征的意義，毛澤東主席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里說：“講到長征，請問有什么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1934年10月初，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一方面軍（中央紅軍）從江西革命根據(jù)地出發(fā)，經(jīng)過福建、江西、廣東、湖南、廣西、貴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肅，長征二萬五千里，在1935年10月到達陜北抗日根據(jù)地。“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毛主席說：“長征一完結(jié)，新局面就開始。”中央紅軍過了岷山，長征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岷山的壯麗雪景更加惹人喜愛。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所有的指戰(zhàn)員無不興奮喜悅，笑顏開。
長征的勝利，取決定作用的是紅軍在貴州遵義召開的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毛澤東主席在《憶秦娥·婁山關》里是這樣抒發(fā)的：“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這些詞句突出地表現(xiàn)了紅軍在遵義會議精神的指引下，在思想行動上展示出來的豪邁氣概和英勇精神，以及勝利的興奮心情；也是毛澤東主席滿懷必勝的信心，展望在紅軍面前光輝而又艱巨的美好前程。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貴州遵義老城召開的擴大會議，是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這次會議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下，為了糾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傾領導在軍事上的錯誤而召開的。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chǎn)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zhuǎn)折點。
當時，遵義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jié)第五次反“圍剿”的經(jīng)驗教訓。博古作的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jié)報告極力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周恩來作的副報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及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問題，并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發(fā)言，他著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的錯誤，以及博古在總結(jié)報告中為第五次發(fā)“圍剿”失敗辯護的錯誤觀點。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shù)同志在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會議經(jīng)過激烈爭論，在統(tǒng)一思想的基礎上，委托張聞天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jié)決議》，并由常委審查通過。會議肯定了毛澤東關于紅軍作戰(zhàn)的基本原則，否定了博古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jié)報告，提出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中心任務是戰(zhàn)勝川、滇、黔的敵軍，在這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據(jù)地。會議決定改組中央的領導機構(gòu)，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quán)，仍由中央軍委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會后，常委進行分工，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接著，又于當年3月12日在茍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長征中的軍事指揮工作。
認真總結(jié)起來，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和革命戰(zhàn)爭的重大問題的會議。在這以后，中國革命開始擺脫不真正了解中國情況的共產(chǎn)國際的干預和束縛，顯示出了無窮的生命力。不僅如此，遵義會議還糾正了過去黨內(nèi)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局面，真正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從此開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從組織上保證了中國共產(chǎn)黨正確路線和政策的貫徹執(zhí)行。因此，這次會議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無論對中共黨史、紅軍發(fā)展史，還是對毛澤東本人的歷史，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毛澤東一以貫之的人格魅力堪稱全黨表率，也是遵義會議成功召開的基礎和前提之一。遵義會議以前，毛澤東屢遭排擠、打擊和孤立，特別是在中央蘇區(qū)時在政治上步入人生的最低谷。“鬼都不上門”，是毛澤東感覺到的孤獨的可怕。1929年，在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的前委書記職務落選，許多人不投他的票。據(jù)賀子珍說：“他脾氣是有一點，在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的作風是更好一些。”
毛澤東在身處逆境的情況下，經(jīng)歷了長時間被孤立的痛苦磨煉，深切地領悟到團結(jié)大多數(shù)的極端重要性。長征路上，他在中央領導層中一個一個地做工作，讓正確的意見為大多數(shù)人所接受，這才實現(xiàn)了遵義會議的巨大轉(zhuǎn)折。
毛澤東善于團結(jié)人，包括團結(jié)那些反對他而反對錯了人。一向驕橫的王明是絕對不容許別人反對他的主張的。在蘇區(qū)，毛澤東被他斥責為“狹隘的經(jīng)驗主義”“是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在中共中央蘇區(qū)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被撤銷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從此，毛澤東“賦閑”了，去后方當了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對于王明及其追隨者的錯誤批評和打擊，毛澤東并沒有在掌握大權(quán)后進行“以牙還牙”，相反卻主動而誠懇地團結(jié)他們，表現(xiàn)出恢弘的氣度。
王明的“左”傾教條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了極大的危害，通過延安整風進行了清算。但對王明本人，毛澤東主席卻進行了耐心的挽救工作。1945年中共七大，毛澤東反復向代表們做工作，希望他們選舉王明為中央委員，直至王明的選票過了半數(shù)，他才放心地離開了會場。建國后，在毛澤東的建議下，王明當了政務院法律委員會副主席。許多重要會議，王明都稱病不參加，大家對他極端不滿意，甚至指責他。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仍然建議王明當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博古（秦邦憲）在中央蘇區(qū)時，曾一度是王明“左”傾錯誤的直接推行者。毛澤東遭受的打擊和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他都要負主要責任。1946年4月8日，博古和王若飛等人從重慶回延安，毛澤東得知他們即將歸來，提前到機場，抱病迎接他們。幾個小時過去了，夜幕漸漸降臨，毛澤東的心情也隨著夜色一起沉了下來，被一種不祥之感籠罩著。大家勸他回去休息，他像沒聽見似的，依然佇立在那里。第二天，當聽到博古等人因飛機失事不幸遇難的消息時，他凄然淚下，病情也加重了。他親囑胡喬木代擬悼詞和追悼“四·八”烈士的內(nèi)部通告。4月19日，他帶病參加了“四·八”烈士追悼會，并親筆為他們題詞：“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
這就是我對中國共產(chǎn)黨在紅軍長征期間在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以及毛澤東主席人格魅力的粗淺理解，敬請各位專家批評指正。
（編輯：黔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