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1977年)春天,宋禮桂再次到水井坡生產(chǎn)隊去找隊長張武學、會計石崇鈺、保管員兼記工員石崇堯三人單獨談話,一一征求他們?nèi)绾伟l(fā)展糧食生產(chǎn)的意見。宋禮桂開門見山地說:“我是來抓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只有糧食增產(chǎn)了,我才有成績,社員也才有飯吃。我不打棍子,也不戴帽子,你們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跟我說,有什么就說什么,說對說錯都沒有關系,今天的筆記我也不記了。”三人見宋禮桂這么誠懇,都坦然說道:“要解決農(nóng)民的吃飯問題,只有單干才來得快,但這是資本主義,不敢搞!”單獨談話后,宋禮桂把他們?nèi)说囊庖娨灰贿M行梳理,最后才集中起來。第三天,宋禮桂又把他們?nèi)思衅饋碚f:“幾十年的集體生產(chǎn),人多混工分,出工不出力。大小一個人,長短一根棍,生產(chǎn)怎么搞得上去呢?人們的積極性根本調(diào)動不起來。只有單干,包產(chǎn)到戶,社員的責任心才能增強,積極性才能提高。社員們做完了自家的田土,還可以利用空閑時間,去搞點副業(yè)生產(chǎn),你們何樂而不為呢?!”
“可是這樣搞,是要犯錯誤的呀!”張武學、石崇鈺和石崇堯三人鄭重地回答宋禮桂說。
剎那間,宋禮桂的心中澎湃起一股巖漿即將噴發(fā)欲出的勇氣和力量——“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為了人民的利益,我豁出去了。”頓時,宋禮桂大聲問道:“你們說,是“生產(chǎn)隊”這個名字重要,還是一個個活蹦亂跳的生命重要呢?”剎那間,三個村民都不說話了,接著宋禮桂又說:“人命關天哪,我們不唯上,也不唯書,只唯實。我們可以在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不久的這段時間,抓住上頭還來不及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這個間歇,搞單干——把田土承包到戶。但是,這件事只能你們?nèi)齻知道,也不要出去跟別人講,包括你們的老婆和孩子。要做到絕對的保密,不許外傳。從春播開始,就用分組管理的方式來掩蓋單干。如果上級知道了,要批斗你們,你們就接受批斗。當然,更談不上開除的事情,因為科學家還沒有研究出趕你們上月球去的天梯來。如觸犯了刑法,你們就把責任往我宋禮桂頭上推。人生能有幾回搏!只要我們四個人都豁出去了,讓社員群眾早一天吃得飽飯,穿得暖衣,我們就問心無愧了!”
結(jié)果,1978年水井坡生產(chǎn)隊的糧食,夏秋兩季都喜襲獲豐收,除了完成公糧,還有一半多的結(jié)余。農(nóng)民有了糧食,溫飽得到了很好的解決,脫貧也有了希望。
水井坡是茅坡區(qū)第一個包產(chǎn)到戶的生產(chǎn)隊,到1981遵義縣普遍推行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時,水井坡已經(jīng)整整下戶了5年。5年中,宋禮桂利用休假或參加各種會議的時間,建議他認識不認識的領導和同志們都抓緊下放田土,搞包產(chǎn)到戶,并大聲為水井坡的承包到戶歡呼鼓勁:單干萬歲!
2007年,在水井坡實行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30年之際,石崇堯帶著他的孫子專程到縣城南白鎮(zhèn)看望宋禮桂同志。石崇堯千一聲說的是感謝,萬一聲道的也是感謝,仿佛宋禮桂就是他們水井坡的救命恩人。其實,宋禮桂只是斗膽地做了一個干部應該做的事情,人民群眾沒有必要這么客氣,千千萬萬的農(nóng)民兄弟真正應該感謝的是中國共產(chǎn)黨及1978年11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大會,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拉開了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的序幕,開創(chuàng)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
2017年12月27日上午,我到新蒲新區(qū)永樂鎮(zhèn)去參加遵義市文化藝術協(xié)會協(xié)辦的《脫貧路上——永樂紀實》采訪活動,專程到愛國村(此時農(nóng)豐村已并入愛國村)水井坡組去感受新農(nóng)村建設的情況,看到當年宋禮桂同志動員村民搶修的道路早已變成水泥路,而且正在拓寬。一幢一幢的樓房像星星一樣散落在山坡,一輛一輛的轎車進出農(nóng)家,我不由跟村委會的石主任說,小康村就是這個樣子。石主任爽朗地回答說,愛國村早在2011年就進入小康。我跟石崇堯同志座談時,他直夸宋禮桂同志膽子大也講究下戶策略。石崇堯說,對外的宣傳是一個生產(chǎn)隊分為三個作業(yè)組,其實是下放到戶。他還說,下戶后群眾的生產(chǎn)積極性空前高漲,有使不完的勁,糧食作物和經(jīng)濟作物也像比賽一樣,你追我趕的,一家勝過一家,到1981年家家戶戶都擺脫了貧困,實現(xiàn)了溫飽,邁進了小康。說起宋禮桂同志,石崇堯最佩服最羨慕宋禮桂曾跟中央領導寫過信,為重慶市數(shù)千漁民討回了公道。
茅坡區(qū)農(nóng)豐大隊水井坡生產(chǎn)隊1977年的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比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還要早1年。今天重拾這段下戶的往事,既是向建黨100周年獻禮,也是為鄉(xiāng)村振興助力的一段別有意味的特殊回憶,更是對半個多世紀以前私塾這種傳統(tǒng)教育的大聲疾呼:回來吧,國學教育!
藺世忠先生生于1940年5月,六七歲時先后進入江仕楚、蘇學富先生辦私館讀書,他一共讀了兩年。后來,他考入遵義師范中師部文科班學習。1959年冬季的一個星期天,藺世忠從遵義城回鴨溪區(qū)金刀坑,在30公里的道路上他看到13具尸體橫倒路邊。在家里家外,他又耳聞目睹了社員群眾的忍饑挨餓的困境。從家鄉(xiāng)回校時,藺世忠再次看到橫倒路邊的十多具尸體。于是,他萌生了給中央領導寫信的念頭,懇請中央領導拯救遵義人民,同時控告地方干部對災情視而不見、對災民見死不救的不擔當、不作為和漠視民生的卑鄙行為。當他寫好并發(fā)出這兩封推心置腹的、實事求是的、為民請命的信件后,厄運卻降臨了:先是公安機關逮捕他,接著是學校開除,最后法院定以“反革命罪”判處他勞動教養(yǎng)(沒有確定年限)。藺世忠被送到遵義茅草鋪機床附件廠勞動改造近1年時,黨中央終于知道了自然災害時期遵義發(fā)生的嚴重事件。1960年12月,黨中央派人到遵義調(diào)查了解藺世忠同志的情況后,決定給他平反,恢復他的學籍和名譽,讓他繼續(xù)完成學業(yè)。
據(jù)相關資料介紹,遵義農(nóng)村在1960年2月前后,已經(jīng)普遍缺糧斷炊,非正常死亡十分嚴重。可是,某些領導干部卻堅持認為農(nóng)村應有存糧4.25億斤,要求繼續(xù)推進反瞞產(chǎn)斗爭?梢,在干部隊伍中還存在著極其嚴重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思想。干部隊伍中的官僚主義、主觀主要和個人主義就是在今天也不容忽視,更不能放松。干部的思想作風牽涉到群眾工作的方方面面,直接牽涉到群眾的民生問題,必須高度的重視。
藺世忠同志給黨中央寫信反映遵義的自然災情和民生問題,本來是一件既平凡而又簡單的事情,卻讓他帶來了常人難以想象的牢獄之災。平反昭雪后,藺世忠同志沒有心灰意冷,他感受到的是中國共產(chǎn)黨有錯必糾的英明和偉大。
“為民請命一生豪,刀山火海也敢闖”是人民群眾對危難之時大顯身手的藺世忠同志的最誠懇、最有力的評價。藺世忠同志卻說,做人得講良心,面對缺糧死亡的狀況,如果不站出來向中央報告,我一生都會問心有愧的。他還說,如果事事時時都為自己考慮,為自己打算,那就太自私了;為民請命是知識分子最基本的作為,是最起碼的擔當,最底線的原則,這是人所共知的、也是最簡單的道理。
是的,為民請命是知識分子最底線的思維、最起碼的擔當和最基本的原則,但是一般的人卻做不到。一般人總是從個人的利益出發(fā)考慮得失、衡量長短,他們的思維里只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甚至你損我榮,概莫能外。有擔當、有作為和有底線的人,總是從“大我”出發(fā),始終以人民為中心,敢愛敢恨,該出手時就出手。藺世忠同志是這樣,宋禮桂同志是這樣,其他千千萬萬的英雄、勞模和時代楷模,也是這樣。
這就是我從私塾出發(fā),寫到知識分子的擔當與作為,寫到兩位為民請命的民間英雄的肝膽與雄心,概括起來就是一句俗語:“要做泥蜂蜂,不怕泥糊眼”。擔當與作為,付出與犧牲,成功與失敗,哪一樣不是相輔相成的呢?有得必有失,有取必有舍,有勝利必有犧牲,一帆風順的事情只有善良的祝福,只有發(fā)自內(nèi)心的禱告,但是卻沒有現(xiàn)實的基礎、辯證的力量、成功的原理。不知讀者諸君以為然否!
(編輯: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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