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1977年）春天，宋禮桂再次到水井坡生產(chǎn)隊去找隊長張武學、會計石崇鈺、保管員兼記工員石崇堯三人單獨談話，一一征求他們?nèi)绾伟l(fā)展糧食生產(chǎn)的意見。宋禮桂開門見山地說：“我是來抓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只有糧食增產(chǎn)了，我才有成績，社員也才有飯吃。我不打棍子，也不戴帽子，你們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跟我說，有什么就說什么，說對說錯都沒有關系，今天的筆記我也不記了。”三人見宋禮桂這么誠懇，都坦然說道：“要解決農(nóng)民的吃飯問題，只有單干才來得快，但這是資本主義，不敢搞！”單獨談話后，宋禮桂把他們?nèi)说囊庖娨灰贿M行梳理，最后才集中起來。第三天，宋禮桂又把他們?nèi)思衅饋碚f：“幾十年的集體生產(chǎn)，人多混工分，出工不出力。大小一個人，長短一根棍，生產(chǎn)怎么搞得上去呢？人們的積極性根本調(diào)動不起來。只有單干，包產(chǎn)到戶，社員的責任心才能增強，積極性才能提高。社員們做完了自家的田土，還可以利用空閑時間，去搞點副業(yè)生產(chǎn)，你們何樂而不為呢？！”
“可是這樣搞，是要犯錯誤的呀！”張武學、石崇鈺和石崇堯三人鄭重地回答宋禮桂說。
剎那間，宋禮桂的心中澎湃起一股巖漿即將噴發(fā)欲出的勇氣和力量——“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為了人民的利益，我豁出去了。”頓時，宋禮桂大聲問道：“你們說，是“生產(chǎn)隊”這個名字重要，還是一個個活蹦亂跳的生命重要呢？”剎那間，三個村民都不說話了，接著宋禮桂又說：“人命關天哪，我們不唯上，也不唯書，只唯實。我們可以在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不久的這段時間，抓住上頭還來不及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這個間歇，搞單干——把田土承包到戶。但是，這件事只能你們?nèi)齻知道，也不要出去跟別人講，包括你們的老婆和孩子。要做到絕對的保密，不許外傳。從春播開始，就用分組管理的方式來掩蓋單干。如果上級知道了，要批斗你們，你們就接受批斗。當然，更談不上開除的事情，因為科學家還沒有研究出趕你們上月球去的天梯來。如觸犯了刑法，你們就把責任往我宋禮桂頭上推。人生能有幾回搏！只要我們四個人都豁出去了，讓社員群眾早一天吃得飽飯，穿得暖衣，我們就問心無愧了！”
結(jié)果，1978年水井坡生產(chǎn)隊的糧食，夏秋兩季都喜襲獲豐收，除了完成公糧，還有一半多的結(jié)余。農(nóng)民有了糧食，溫飽得到了很好的解決，脫貧也有了希望。
水井坡是茅坡區(qū)第一個包產(chǎn)到戶的生產(chǎn)隊，到1981遵義縣普遍推行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時，水井坡已經(jīng)整整下戶了5年。5年中，宋禮桂利用休假或參加各種會議的時間，建議他認識不認識的領導和同志們都抓緊下放田土，搞包產(chǎn)到戶，并大聲為水井坡的承包到戶歡呼鼓勁：單干萬歲！
2007年，在水井坡實行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30年之際，石崇堯帶著他的孫子專程到縣城南白鎮(zhèn)看望宋禮桂同志。石崇堯千一聲說的是感謝，萬一聲道的也是感謝，仿佛宋禮桂就是他們水井坡的救命恩人。其實，宋禮桂只是斗膽地做了一個干部應該做的事情，人民群眾沒有必要這么客氣，千千萬萬的農(nóng)民兄弟真正應該感謝的是中國共產(chǎn)黨及1978年11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大會，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拉開了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的序幕，開創(chuàng)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
2017年12月27日上午，我到新蒲新區(qū)永樂鎮(zhèn)去參加遵義市文化藝術協(xié)會協(xié)辦的《脫貧路上——永樂紀實》采訪活動，專程到愛國村（此時農(nóng)豐村已并入愛國村）水井坡組去感受新農(nóng)村建設的情況，看到當年宋禮桂同志動員村民搶修的道路早已變成水泥路，而且正在拓寬。一幢一幢的樓房像星星一樣散落在山坡，一輛一輛的轎車進出農(nóng)家，我不由跟村委會的石主任說，小康村就是這個樣子。石主任爽朗地回答說，愛國村早在2011年就進入小康。我跟石崇堯同志座談時，他直夸宋禮桂同志膽子大也講究下戶策略。石崇堯說，對外的宣傳是一個生產(chǎn)隊分為三個作業(yè)組，其實是下放到戶。他還說，下戶后群眾的生產(chǎn)積極性空前高漲，有使不完的勁，糧食作物和經(jīng)濟作物也像比賽一樣，你追我趕的，一家勝過一家，到1981年家家戶戶都擺脫了貧困，實現(xiàn)了溫飽，邁進了小康。說起宋禮桂同志，石崇堯最佩服最羨慕宋禮桂曾跟中央領導寫過信，為重慶市數(shù)千漁民討回了公道。
茅坡區(qū)農(nóng)豐大隊水井坡生產(chǎn)隊1977年的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比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還要早1年。今天重拾這段下戶的往事，既是向建黨100周年獻禮，也是為鄉(xiāng)村振興助力的一段別有意味的特殊回憶，更是對半個多世紀以前私塾這種傳統(tǒng)教育的大聲疾呼：回來吧，國學教育！
藺世忠先生生于1940年5月，六七歲時先后進入江仕楚、蘇學富先生辦私館讀書，他一共讀了兩年。后來，他考入遵義師范中師部文科班學習。1959年冬季的一個星期天，藺世忠從遵義城回鴨溪區(qū)金刀坑，在30公里的道路上他看到13具尸體橫倒路邊。在家里家外，他又耳聞目睹了社員群眾的忍饑挨餓的困境。從家鄉(xiāng)回校時，藺世忠再次看到橫倒路邊的十多具尸體。于是，他萌生了給中央領導寫信的念頭，懇請中央領導拯救遵義人民，同時控告地方干部對災情視而不見、對災民見死不救的不擔當、不作為和漠視民生的卑鄙行為。當他寫好并發(fā)出這兩封推心置腹的、實事求是的、為民請命的信件后，厄運卻降臨了：先是公安機關逮捕他，接著是學校開除，最后法院定以“反革命罪”判處他勞動教養(yǎng)（沒有確定年限）。藺世忠被送到遵義茅草鋪機床附件廠勞動改造近1年時，黨中央終于知道了自然災害時期遵義發(fā)生的嚴重事件。1960年12月，黨中央派人到遵義調(diào)查了解藺世忠同志的情況后，決定給他平反，恢復他的學籍和名譽，讓他繼續(xù)完成學業(yè)。
據(jù)相關資料介紹，遵義農(nóng)村在1960年2月前后，已經(jīng)普遍缺糧斷炊，非正常死亡十分嚴重。可是，某些領導干部卻堅持認為農(nóng)村應有存糧4.25億斤，要求繼續(xù)推進反瞞產(chǎn)斗爭？梢，在干部隊伍中還存在著極其嚴重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思想。干部隊伍中的官僚主義、主觀主要和個人主義就是在今天也不容忽視，更不能放松。干部的思想作風牽涉到群眾工作的方方面面，直接牽涉到群眾的民生問題，必須高度的重視。
藺世忠同志給黨中央寫信反映遵義的自然災情和民生問題，本來是一件既平凡而又簡單的事情，卻讓他帶來了常人難以想象的牢獄之災。平反昭雪后，藺世忠同志沒有心灰意冷，他感受到的是中國共產(chǎn)黨有錯必糾的英明和偉大。
“為民請命一生豪，刀山火海也敢闖”是人民群眾對危難之時大顯身手的藺世忠同志的最誠懇、最有力的評價。藺世忠同志卻說，做人得講良心，面對缺糧死亡的狀況，如果不站出來向中央報告，我一生都會問心有愧的。他還說，如果事事時時都為自己考慮，為自己打算，那就太自私了；為民請命是知識分子最基本的作為，是最起碼的擔當，最底線的原則，這是人所共知的、也是最簡單的道理。
是的，為民請命是知識分子最底線的思維、最起碼的擔當和最基本的原則，但是一般的人卻做不到。一般人總是從個人的利益出發(fā)考慮得失、衡量長短，他們的思維里只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甚至你損我榮，概莫能外。有擔當、有作為和有底線的人，總是從“大我”出發(fā)，始終以人民為中心，敢愛敢恨，該出手時就出手。藺世忠同志是這樣，宋禮桂同志是這樣，其他千千萬萬的英雄、勞模和時代楷模，也是這樣。
這就是我從私塾出發(fā)，寫到知識分子的擔當與作為，寫到兩位為民請命的民間英雄的肝膽與雄心，概括起來就是一句俗語：“要做泥蜂蜂，不怕泥糊眼”。擔當與作為，付出與犧牲，成功與失敗，哪一樣不是相輔相成的呢？有得必有失，有取必有舍，有勝利必有犧牲，一帆風順的事情只有善良的祝福，只有發(fā)自內(nèi)心的禱告，但是卻沒有現(xiàn)實的基礎、辯證的力量、成功的原理。不知讀者諸君以為然否！
（編輯：黔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