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遵義省立高中門前大石橋原是一座石平橋，被洪水沖垮后，改建成五孔拱石橋。一夜之間，大雨滂沱，河水陡漲兩丈高，又將拱橋沖垮，迫使全校師生員工和兩岸群眾繞道下游萬壽橋行走，很不方便。

張肇奎知道后，立即奔走呼吁，向知名人士和商界朋友勸募重修洗馬灘省高大石橋資金，得到各界朋友的大力資助。修橋的全部預算資金收齊后，張先生親自雇請石工開山取石，協(xié)力將大橋建成。這時，不少人提議，將新建大石橋更名為“肇奎橋”，張先生堅決拒絕，最后定名為“明新橋（也寫作“民心橋”）”，以示橋為老百姓齊心協(xié)力、共同修建而成。

截止于解放初期，該橋被洪水沖毀三次均得修復。每次都是張肇奎耗費心力，不厭其煩，始得建成。人民政府體察其勞，予以嘉獎，并行文各機關、單位派代表到他家去慶賀，張肇奎用紅燒肉粉答待眾賓。

1943年初夏之夜，張肇奎家里的余客快走完時，又新來了一位夜訪的不速之客。寒暄、煙茶招待后，客人從懷里遞上一張掛銜名片，張先生定睛細看，上銜是遵義地區(qū)法院院長兼推事，中間是宋冠西三個楷印黑體字。張先生當時吃了一驚，預感到推事上門、必有禍臨，便想“莫非他是來找岔子、暗拿弊端的”。后來，推事自述來意：“聽說張先生府上生意特別興�。ò凳窘鉀Q群眾矛盾糾紛多），每天日食兩餐都騰不出時間，可把個法院冷落得快關上大門了。望張先生高抬貴手，少管閑事，讓我們法院也有點工作干。”張肇奎這時摸清了客人夜訪的用意，解釋說：“平時一些小兄弟和窮朋友，為了一些雞毛蒜皮的家務事和小糾紛來找我說理，管得來又不是什么重要問題，不管來又怕他們扯皮，還涉及不到打官司告狀這個問題，也承他們看得起我，賣我的情面，聽我的意見，相互和解了事。我從中也沒有得誰一分半厘錢的好處，相反到經(jīng)常貼錢貼飯去白操心。希望你們多了解實際情況，不要輕聽讒言，誤傷好意。”

這位夜訪的推事官因找不到任何弊端只好悻悻辭去。

七

有一位在川東行署做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人士叫楊其昌，曾在國民黨軍隊里當過師長，和張肇奎有一定交情。他聽到張肇奎在遵義的表現(xiàn)后，對賀龍司令員說：“你還記得張肇奎嗎？”賀司令員說：“記得他，現(xiàn)在怎么樣？”楊其昌便把張肇奎的情況進行了介紹，并請賀司令員寫信到貴州，希望關照這位真誠投降人民的洪幫大爺。賀司令員的信轉(zhuǎn)到遵義專員公署，李蘇波專員派人把這件事告知張肇奎，張肇奎感激不已。

原來，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張肇奎因楊其昌的關系，得與賀龍將軍交往。其時，張肇奎在漢口為楊其昌（曾任四川省涪陵專區(qū)副專員）經(jīng)營公興昌公司。該公司名義上經(jīng)營棉紗布匹，暗中卻供應賀龍將軍的醫(yī)藥和槍彈。由于張肇奎的靈巧用心，每次供應都及時到位。張肇奎曾用棺材偽裝出葬的方式運送過槍支彈藥。

楊其昌師長在攻打李曉炎時曾繳獲一匹追風戰(zhàn)馬，后經(jīng)張肇奎建議，將此馬贈送給賀龍將軍，助將軍馳騁且在洋人的賽馬場上獲勝。

1933年張肇奎任正安縣長時，賀龍遣使到正安洽商軍費。盡管僻境窮鄉(xiāng)，張肇奎仍反復召集紳商征集，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籌1000元袁大頭，每次500元分兩期才攢齊，然后派族弟張肇能雇挑夫送到桑植。賀將軍不忘張肇奎的資助，所以遵義一解放，他便來電要接張肇奎去西南軍區(qū)駐地。因李蘇波專員認為當時工作需要而固留，因此張肇奎未能前往。

張肇奎不僅是遵義洪幫的老大，而且結(jié)交甚廣，無處不通，官府常有借重之處，因此一般人奈何他不得。

國民黨政府和軍隊在黎明前準備毀掉烏江大橋，也賴張肇奎婉言力爭才得以保留，足見他的曠達明智。

上世紀四十年代，他曾自稱“婁山寨主”，受到多數(shù)群眾的擁戴。漸與官府由隱而顯分庭抗禮，無所畏懼。

解放后，他更是脫胎換骨，處處適應著新社會的需要。他一改數(shù)十年睡大覺的陋習（解放前，他每日睡到日上三竿，等候他起床解決問題的人，坐滿房間和堂屋，他卻安然穩(wěn)睡，有時甚至睡到午后一兩點），每天早上六點鐘左右即起床去單位上班。人民政府要的公糧，他總是積極籌辦，提前完成任務。

1950年，遵義地區(qū)土匪活動十分猖獗。張肇奎充分利用他袍哥舵把子的社會關系，每天信函不斷，發(fā)送四方，協(xié)助人民政府爭取和瓦解土匪。有一次，剿匪司令被匪所困，是他送去一張名片后，才被放了回來。張肇奎不是土匪，但所有土匪都會賣他的賬，儼然是遵義的宋押司。

八

解放前夕，盧杰強迫群眾“搬家”，實行“焦土抵抗”。張肇奎在盧杰的督促下，正在社會服務處召集“兄弟”開會，動員大家下鄉(xiāng)，把家人也搬走。余大才同志知道這一情況后，立即告訴辛必澤。辛立即與潘名揮研究，決定派張的熟人高允夫去勸阻。高到會場把張肇奎喊出來說：“地下黨有人托我問候你張大爺，請你看清形勢，不要離開遵義，弟兄伙也不要走。留下來協(xié)助保護地方，共產(chǎn)黨不會虧待你。”張問：“地下黨負責人是哪個？”高說：“你認識的，以后可以見面，你先按他的話辦。”張點點頭，回到會場后，話鋒一轉(zhuǎn)：“大家剛才說搬家太慌亂，我想也是的，啥時候走，聽我通知。我若不走，你們也不走。”會場一哄而散，搬家的事沒有人再提。

原來，國民黨遵義專員盧杰的“反共應變計劃”主要是切斷進出遵義的重要交通，把遵義變成一座孤城。針對國民黨的所謂“搬家運動”和“堅壁清野”，曙光社、川黔邊縱舉行了反“搬家運動”和反“堅壁清野”的活動：一個是除了曙光社、川黔邊縱指戰(zhàn)員都不搬家、用實際行動穩(wěn)定人心外，同時串聯(lián)親友不上國民黨的當；另一個是爭取一些地方頭面人物加入反“搬家”行動。張肇奎是“遵義剿共聯(lián)防指揮部”副指揮長，所部“聯(lián)防大隊”主要是各行各業(yè)的洪幫幫會的成員。

后來，曙光社、川黔邊縱的幾位負責人都說：在“反搬家”這個問題上，洪幫首領張肇奎起了很大作用。

潘名揮與張肇奎建立聯(lián)系后，積極推動張肇奎搞活法斗爭。國民黨第14軍軍長陳春霖要炸毀烏江大橋，吳劍平以影響“貴州人吃鹽巴”為理由反對炸橋，陳說他是奉了羅廣文之命，不能抗命不遵，于是兩人吵了起來。張肇奎從中調(diào)和道：“炸橋吳司令對不起貴州，不炸陳軍長又難以交差，兩邊都需要考慮，依我看多少炸一點兒算了。”于是，只把烏江大橋炸了一孔了事。

張肇奎還代表“官紳士民”請陳春霖的客，送陳春霖的禮，請陳春霖約束所部，不要縱火搶劫。在專門為陳春霖舉行的“公宴”上，張肇奎話中有話舉杯說：“善有善報，陳軍長在遵義做好事是為了積德，不是怕共產(chǎn)黨清算。”陳既得了厚禮，更要考慮后果，不能不有所顧忌。

國民黨第二交警總隊司令佘萬選（遵義人，少將軍統(tǒng)特務）心狠手毒。一天，他與張肇奎密談時說：“聽說楊天源回來了，他們還在我的部隊里活動，熊燦昭中隊有問題。”張肇奎勸說道：“你愿意就起義，不愿意就走，不要在這里帶過了。”佘離去后，張肇奎立即把這一消息告訴了曙光社的潘名揮。熊燦昭隱蔽起來后，佘萬選只是把他這個中隊的槍收了。

九

解放后，朱振民被安排在遵義軍分區(qū)政治部聯(lián)絡處任主任秘書，與張肇奎、杜叔璣、潘名揮、陳福桐等聯(lián)名向各縣士紳、軍官及散兵游勇發(fā)函，勸其歸向人民。1950年，朱振民去高坪剿匪，遭到襲擊，落入匪手，被押至山盆。張肇奎派人送去他的名片后，匪首蘇志東詢問朱振民為什么會認識張肇奎？朱振民一一作答，還說張肇奎如今已是“遵義專區(qū)剿匪委員會”的委員，專門負責情報工作。蘇志東想，連張肇奎這樣的洪幫老大都能得到人民政府如此這般的寬大待遇，想來投誠后也會受到優(yōu)待。于是，他的心里就輕松了，再加上朱振民的耐心開導，匪首便帶領匪眾繳械投誠。

土地改革時，陳福桐先生再次激勵張肇奎先生：“只要土地改革關過好，我可保先生終身無虞。”這天，張肇奎在居室前院擺條桌一張，鄭重地墊上白布，上面呈放著黃燦燦的金條和首飾，他像恭候神靈下降地徘徊于院中，虔誠地等待。良久，農(nóng)協(xié)會派人來家如數(shù)取走，其心始安。

張肇奎就是這樣矢志跟著共產(chǎn)黨，積極靠攏人民政府。他聽從辛墨林市長的話，廉價將祖業(yè)街房和一大片自置私房賣給國家，并將錢捐給紅旗民辦中學，換來一個“名譽校長”頭銜，純粹靠工資吃飯。他留給12個子女的明訓是“自食其力”。

1950年，張肇奎作為開明人士，榮任遵義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大會協(xié)商委員副主席。不久，他又被直批加入遵義市民革。

張肇奎曾是遵義市政協(xié)駐會會員。他脫下紳士裝，換上灰制服，當上了國家干部，勤勤懇懇，不辭辛勞，精神百倍地監(jiān)修“遵義會議紀念館”，兢兢業(yè)業(yè)地做七街的調(diào)解員。他懂得不論職務高低，都是在為人民服務。他為自己能跟著共產(chǎn)黨走、建設新中國而十分自豪。

“三反”“五反”時，張肇奎在遵義電影院召開的工農(nóng)群眾大會上作檢討：“我從頭至腳都是剝削來的……”李蘇波專員問大家：“他檢討得好不好？”群眾一致回答：“好！”“你們是要他賠還是不要他賠？”“不要他賠！”

（注：本文寫作過程中參考了《遵義縣志》（1992年11月第一版、張知行《黔北名人張肇奎傳略》、馮開津《張肇奎傳奇趣聞》、陳梧山《張肇奎解放前后二三事》等作品，在此表示最真誠的感謝。）

（編輯：黔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