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來，在中國新疆吐魯番出土了成千上萬卷文獻，這些文獻涉及政治、軍事、經(jīng)濟、法律、宗教諸方面，20世紀 七十年代，唐長孺親自主持，對新疆博物館所藏的吐魯番出土晉唐墓葬文書進行科學而精審的識讀、綴合、錄文，考訂、斷代和定名，引起海內外學者的高度重視。 吐魯番文獻和敦煌文獻一起，支撐起一門國際顯學——敦煌吐魯番學，從而改變了中國乃至世界對傳統(tǒng)文化的研究格局和整體面貌。

由于吐魯番文獻來自千年以前的官府和民間，文書擬定者、抄寫者和閱讀者的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其中的俗字別字數(shù)不勝數(shù)，加之方言俗語、文言古語、行業(yè)術語、體 裁套語連篇累牘，從而導致文史領域和詞典編纂領域對其誤錄、誤釋和誤注，郢書燕說，時常發(fā)生，而目前敦煌吐魯番學“似乎有忽視基本工具書的編纂的傾向，而 且未能有超出個案研究的鴻篇巨制問世”（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大學出版社），所以，吐魯番文獻亟需有一部基礎性、總結性的“詞典”類著作問世，以 幫助各領域的學者在閱讀和使用吐魯番文獻時掃清語言文字障礙。現(xiàn)在，西南民族大學王啟濤教授《吐魯番出土文獻詞典》（以下簡稱《詞典》）終于出版（巴蜀書 社2012年6月），該書300萬字，歷時十年撰成，作者嘔心瀝血，字斟句酌，對吐魯番出土文獻中7000個詞條進行了縝密的考證和訓釋。該書一出版，就 得到學術界的一致好評，該著獲得中國語言學最高獎——北京大學第十五屆王力語言學獎、第二十八屆全國優(yōu)秀古籍圖書一等獎。綜觀該著，我認為主要有以下三個 方面的特點：

一、由語言文字學入文獻學，其文獻學可信。當下學人對傳統(tǒng)文化的使命，可以分為三個層面，文化整理、文 化研究、文化傳承，其中，文化整理是基礎，怎樣進行文化整理呢？清代學者張之洞曾說：“由小學入經(jīng)學者，其經(jīng)學可信；由經(jīng)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jīng)學 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jīng)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以經(jīng)學史學兼經(jīng)濟者，其經(jīng)濟成就遠大。”（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書目答問補正》，上海古籍 出版社）張之洞所言“小學”就是語言文字學，它是文史研究最基礎的一環(huán)。由于歷史文獻產生于遙遠的古代，時有古今，地有南北，那時候的語言文字系統(tǒng)已經(jīng)不 易被今人識讀，加之傳世文獻在歷代的傳寫刊刻中有意無意地被改動而失其本真，出土文獻又因書寫者文化水平的參差不齊以及地下保存環(huán)境的各不相同而殘缺不 全，因此，我們必須首先下一番文字、聲韻、訓詁功夫，將文獻中字、詞、句的本義搞清楚。中國古代的學者，特別是清代的乾嘉學派，一直堅守這樣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直到近現(xiàn)代，王國維、陳寅恪等學術大師都有非常富厚的語言文字學功力，甚至本身就是一流的語言文字學家，但是在21世紀的今天，這一傳統(tǒng)正受到忽視�！对~ 典》在確立和收錄每一個詞條時，基本上都是以見到文獻原件或原件圖版為前提（作者為此十年來一直奔波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博物館、吐魯番地區(qū)博物館以及大英 博物館等海內外吐魯番文獻收藏機構），在前賢時彥的基礎上，對吐魯番出土文獻原文進行了重新識讀、校勘、錄文和考釋�！对~典》詳盡保留了這些考釋過程，不 少詞條完全是一篇精彩的語言文字學專文，這從“匕列、匕例”“馬半”“胡祿”條可以看出，所釋均可為定論。

二、由文 獻學入史學，其史學可信。清代文史大家王鳴盛有一段話頗具說服力：“經(jīng)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執(zhí)義理以求之也，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 理自見，而道在其中矣�！x史者不必以議論求法戒，而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不必以褒貶為與奪，而但當考其事跡之實，亦猶是也。”（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自 序》，中國書店出版社）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實現(xiàn)文史互證，《詞典》在這一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比如吐魯番文獻中有“羇人”一詞，《詞典》訓釋為“羈 拘、羈留之人”，《詞典》首先提供語言文字學上的證據(jù)：《玉篇·網(wǎng)部》：“羇，羈旅也，寄止也。”“羇”同“羈”，《篇海類編·器用類·網(wǎng)部》：“羇，通 作羈�！比缓髲臍v史學上進行論證：原來，唐擊敗突厥以后，原先逃往突厥或被突厥擄掠的漢人返回唐朝，道經(jīng)高昌，被麴文泰扣留，并進行奴役�！对~典》引用宋 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三十《蕃夷》“討伐”所收《討高昌王麴文泰詔》以及《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上“高昌”等史料為證，把這一史實講得一清二 楚。

三、由考據(jù)學入詞典學，其詞典學可信。陳寅恪先生言：“夫考證之業(yè)，譬諸積薪，后來者居上，自無膠守所見，一成 不變之理。寅恪數(shù)年以來關于此問題先后所見亦有不同，按之前作二文，即已可知。但必發(fā)見確實之證據(jù)，然后始能改易其主張，不敢固執(zhí)，亦不敢輕改，惟偏蔽之 務去，真理之是從�！保ā蛾愐〖そ鹈黟^叢稿二編》，三聯(lián)書店）學術研究，貴在不斷吸收前賢時彥的研究成果，而又有自己的發(fā)明�！对~典》把百年來前賢時 彥在吐魯番文獻研究方面的寶貴成就進行忠實介紹，帶有濃郁的“集解集釋”性質，具有“集大成”的學術氣象。

但是，這 樣做會遇到一個挑戰(zhàn)，在羅列前賢時彥的見解時，作為一部專業(yè)詞典，還應該告訴大家：哪一家的觀點是對的或接近對的？為什么是對的？這就需要詞典作者具有淹 博、識斷、精審三種學術修養(yǎng)，當代學者錢鐘書在評價錢仲聯(lián)著《韓昌黎詩系年集釋》時也曾經(jīng)指出：“集釋真不容易寫，你不但要伺候韓愈本人，還得一一對付那 些箋注家、批點家、評論家、考訂家，他們給你許多幫助，可是也添你不少麻煩。他們本來各歸各的個體活動，現(xiàn)在聚集一起，貌合心離，七張八嘴，你有責任去調 停他們的爭執(zhí)，折中他們的分歧，綜括他們的智慧或者駁斥他們的錯誤——終得像韓愈所謂‘分’個‘白黑’�！保ㄒ藻X鐘書著、舒展選編《錢鐘書論學文選》第 六卷，花城出版社）值得肯定的是，《詞典》對于前賢時彥的研究并不只是羅列和介紹，而是能夠表態(tài)和定奪，并把自己的考證過程全部展示在《詞典》中，從而使 《詞典》帶有濃郁的考據(jù)性質。今茲舉一例：在吐魯番出土文書中，反復出現(xiàn)“手抓、手抓囊、腳抓囊、腳爪囊、手爪囊、手腳爪囊、指抓囊”，究竟何義？或以為 當為御寒之物，或以為乃裝隨葬手指甲、腳趾甲的小包，《詞典》第933頁指出以后者為是，并補《新唐書》卷二十《禮樂十》之用例以證之，同時還指出“直到 今天，在甘肅武威等地，依然有此喪葬習俗”。又比如：吐魯番文書有“隊陪”一詞，究竟是何義？直到今天還在爭論，《詞典》第284—285頁認為“隊陪” 實即隊形（行軍作戰(zhàn)時每一個士兵所站的具體位置和職責，也就是誰跟著誰，誰的左右前后是誰），令人心服口服。

曾憶老一輩敦煌學家蔣禮鴻先生之《敦煌變文字義通釋》被譽為研究中國通俗小說和敦煌文獻的“指路明燈”，享譽海內外，迄今已經(jīng)再版五次，我們希望《詞典》與之形成雙璧，不斷增補和再版，共同促進敦煌吐魯番學的向前發(fā)展。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歷史系）

【編輯：黃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