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湖紋理》《贛鄱書》兩部作品，是對鄱陽湖最切膚的寫作與詩意的表達。

《大湖紋理》用“我是鄱陽湖”作為主干，流暢詩意的卷首語，賦予全書蓬勃綿延不斷的生命力，并以此鉤連起在鄱陽湖滋養(yǎng)下的古今文化名流�！囤M鄱書》是從鄱陽湖地理的發(fā)展和變遷，呈現(xiàn)江西地域文化的獨特氣質。

凌翼巧妙地從山川地理與人文的角度找到了契合點，將發(fā)生在鄱陽湖和贛鄱大地的經(jīng)典人物和故事系統(tǒng)梳理，這些人物和故事或許是我們早就熟悉，或者一知半解，凌翼以他特有的筆調帶給我們獨特的視野，可以讓我們從一座大湖的角度和眼光統(tǒng)攬江西文化，體會鄱陽湖承載的歷史文明的厚重。

《大湖紋理》的書名是貼切的，凌翼不止在內容上、在行動上深入了鄱陽湖的肌理，在心靈上也真正融入了鄱陽湖，這種切膚的寫作，使我們的閱讀輕松自然，也使得鄱陽湖的書寫變得溫暖妥貼。

中華讀書報：你覺得早年的詩歌創(chuàng)作為自己的文學道路打下了怎樣的底色或基礎？

凌翼：詩歌是我與生俱來的夢想，它給我的人生影響非常大。盡管現(xiàn)在我寫散文或報告文學，但我仍然覺得，自己還是以一個詩人的身份在創(chuàng)作其他文學樣式。詩歌的激情、詩歌的意境、詩歌的韻味都會或多或少地帶入到我的散文和報告文學里面。我的頭腦里面還有很多詩意，這將讓我在開掘其他文學樣式時能以詩歌的方式切入，這種感覺將伴隨我的一生。

中華讀書報：此后你在散文、小說、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領域中也都各有成就，能談談在不同體裁的創(chuàng)作上有何不同的體會？

凌翼：詩歌是春潮涌動，靈魂深處的呼喚；散文是漾動的湖水，思緒漫無邊際而又舒卷自如；小說是江河奔涌，讓心中的人物到書卷里風云際會，暢快淋漓；報告文學是大海的狂瀾，是時代的號角，需要作者用超凡的腳力去深入生活，用超脫的眼力去發(fā)現(xiàn)主題，用超速的腦力去結構文本，用超越的筆力去描繪藍圖。

中華讀書報：從什么時候開始，專注于鄱陽湖的書寫？

凌翼：2014年，我從北京一家文學期刊辭職，打算專司創(chuàng)作之事。既然將半生寄托在寫作上，就得有一個全盤的思考。寫什么？怎么寫？成為擺在我面前的一道難題。經(jīng)過思索，我覺得應該跳出個人的小圈子，進入到寬泛的認知層面，我決定寫江西地域文化方面的題材。在江西，還有什么比中國第一大淡水湖——鄱陽湖更具地標性意義呢？我暗暗下決心，就寫鄱陽湖�！洞蠛y理》出版后又寫了一本《贛鄱書》。

中華讀書報：《大湖紋理》的結構非常有新意，而且確實深入了“紋理”，你在構思上是怎么考慮的？

凌翼：寫作《大湖紋理》這本書，花費的時間前后有4年時間。包括一遍遍地在鄱陽湖行走，熟悉它的地理特征；我閱讀了大量的鄱陽湖和江西史料，差不多把整個江西的文化都梳耙了一番，還做了大量的筆記，在沒有成型之前，我就不停地寫，筆記和廢棄的稿子起碼有100萬字。正是這100萬字的廢品讓我逐漸了解了鄱陽湖煙波浩蕩的紋理，逐漸清晰了我需要寫一本怎樣的書，直至形成《大湖紋理》。

這部書的構思我追求大而全，與當下文壇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背道而馳。但我很固執(zhí)，以我對鄱陽湖和江西文化的了解，我認為需要一部這樣的書來全方位反映中國最大淡水湖的面貌和氣度。

中華讀書報：在寫作中，你對自己有怎樣的要求？做了哪些準備工作？寫作中是怎樣的一種狀態(tài)？

凌翼：對于寫作，我覺得需要寫別人不能寫的東西。即便別人能寫，也要別出心裁，寫得別人無法企及。

首先是心理素質的準備。我在計劃后半生投入創(chuàng)作之前，用了一年時間磨練自己，不參加朋友的宴請，不去旅游，不去打牌；其次，就是閱讀與寫作題材有關的書籍，圍繞著寫作進行閱讀；對寫作對象進行全方位的研究，只有熟悉了它，才能熟練地描述它。寫作《大湖紋理》《贛鄱書》時，我懷著一種舍我其誰的責任感，真誠為鄱陽湖和贛鄱文化立傳。落筆有莊嚴感，也有使命感。

中華讀書報：你覺得自己的寫作還存在哪些問題？

凌翼：寫作是一個需要不斷提升，不斷進步的事業(yè)。我現(xiàn)在將精力用于寫反映重大現(xiàn)實題材的報告文學。2019年上半年出版了長篇報告文學《井岡山的答卷》，目前在寫《從長征源出發(fā)》。如果說《大湖紋理》和《贛鄱書》是姊妹篇的話，那《井岡山的答卷》和《從長征源出發(fā)》也將是姊妹篇。

我覺得需要自己創(chuàng)作的題材非常之多，問題就是時間無法安排。寫作每一步都可能有瓶頸狀態(tài)，但只要換一個思路，瓶頸就會迎刃而解。

中華讀書報：書中所涉及的人物，史料來自哪里？

凌翼：書中涉及的人物，史料是共享的，但如何讓共享的資料成為作家獨有的東西，這需要全盤研究人物。比如說，我從方志、家譜、遺跡和民間傳說中整合了陶淵明的人生軌跡，在《大湖紋理》《贛鄱書》兩書中都做了相應描述，相信讀者能從中讀到一個不一樣的陶淵明。陶淵明與謝靈運這兩個人物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但他們沒有任何思想和文字交集，這是一個令人費解的謎。這個問題，我找到了答案，并做了詳細描述。

中華讀書報：您本人覺得這本書的獨特性和價值在哪里？

凌翼：這兩本書的獨特性就是從山川地理與人文的角度尋找契合點。我一直認為，人文歷史是特定山川地理所演繹的一種形態(tài)，將發(fā)生在鄱陽湖和贛鄱大地的經(jīng)典人物和故事，做一個系統(tǒng)梳理，讓埋沒在塵埃中的歷史集中展示出來，讓人們從一座大湖的視覺統(tǒng)攬江西文化。通過《大湖紋理》《贛鄱書》這兩部書，可以發(fā)現(xiàn)歷史和地理的時空變化。我們應該清楚，今天不過是歷史時空中的一個時段，今天如果被后人書寫，那誰又會被歷史記下？這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