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五歲那年，考上了全市唯一一所師范學校，那時候，初中畢業(yè)的好學生都上中專，只有考不上中專的孩子才上高中、考大學，這點歷史，可能現(xiàn)在的孩子都不一定相信，解釋半天也不一定懂得。索性，不去說了，況且，像我這樣的中專生，到后來還不是一樣備嘗甘苦而重新考了一次大學？沒什么可值得驕傲或是自卑的。

可那是我的青春，要說不懷戀，不時時夢見，怎么可能呢。遇見二十多年不見的老同學，對方第一句話居然是“那段城墻還在呢，有紀念意義啊，哈哈哈”，這小子都沒忘，我怎么能忘記呢？

對于那個女孩子的傾慕，發(fā)生得很突然，因為我們本來是剛進校就坐過同桌的，不過她那時候瘦瘦小小、不引人注目，而我則忙著當勞動委員，天天想著怎么讓班里的室內(nèi)外衛(wèi)生在全校評比中名列前茅，都沒顧上想著仔細端詳我身邊的女孩。至于什么時候，她在我心中的印象突然光昌流麗起來，已很難考證，但這一切的發(fā)生都和肥皂劇里最矯情的那些前半程橋段一樣，了無新意，又銘心刻骨。

她和我的老家其實只隔著一道溝，但那是黃土高原的溝壑呀，我每日在場院外張望所見的，不過是對面山梁上一道又一道梯田，只有翻過那道梁峁，才能到她家門口。下山、過溝、上山、下坡，到她家門口，這太需要精力和勇氣了，而我當時的想法是，要用推土機填掉深達數(shù)百米的溝壑，在她家背靠的山梁上挖一道口子，從我家到她家修一條平直公路，這一宏愿，這些年每每回老家上墳，不經(jīng)意間朝對面山上一望，都會回憶起來。

我的確去過她家門口，那是在某一年的元宵節(jié)，縣城里在放煙花，我騎著老式天津自行車，一路狂奔三十里，到她家對面的烈士陵園門口，吸完了一包后來被銷了牌子的“駱駝”牌無過濾嘴香煙，看著十米之遙的她家屋里的燈光，其間沒有任何一個人出入，她也沒有出來。然后，趕在家里人知情之前，上車狂奔回家。一路是黑燈瞎火的縣級公路，不時從岔路口快速竄出的目中無人的“蹦蹦車”，安然回家，算是大幸。這事，這么多年，我家里人不知道，她也不知道。

那種怦然心動的感覺，美好到容不下絲毫半點的“雜質(zhì)”，我自己都想不起來有多少次，每到周末，在師范學校門口像個泥塑木胎一樣地等待她從短途大巴下來，不近不遠看見她蹦跳下車，然后大踏步走進校門，那種欣喜欲狂、懸念下肚的感覺，難以描述。是的，就是單純的等待，甚至都不自主地做過無數(shù)可怕的推演，生怕她不能再回到學校、坐到教室里，去充盈和豐潤我的整個生活世界。

我們沒有握過手。本來我是有機會的，她被選入了一個國家資助計劃，和幾十位少數(shù)民族女同學一起去北京旅游，班里、學校組織了相當規(guī)模的送行活動，很多同學都與她握手，她也通過車窗把手伸向了我，我沒有去握，除了覺得緊張，還因為對握手的意義拿捏不定。

在我猶豫遲鈍的瞬間，大巴車開走了，不知道是從哪里來的促動力，我居然瘋了一樣，跟著大巴車往前跑，不知道想要怎么樣，如果追上車，會說什么，會把兜里揣著的那顆攢了好久飯錢才買到的巧克力給她嗎，這都是未知數(shù)，也不可能再得到驗證。大巴車在夜晚的市區(qū)街道上加速向前，我追起來有些吃力，遇上紅燈，我卻又不敢直奔向前、拍門說話，車上還坐著帶隊老師和幾十名同學呢，稍一停頓，綠燈亮了，大巴車瞬間加速，我再往前追，如此過了兩個紅綠燈，再一拐彎，到了車流更少的寬闊馬路，正當我停下喘息換氣時，那車突然就“飛了”，連車身、車尾燈都蹤跡不見。司機到底是否看見身后有個瘋跑的男孩，已無從曉得，或許，他是把我當成一個不太正常的夜間跑步者了吧，那時候，遠沒有夜跑一說。

茫茫然間，來了一輛在城里跑短途運輸?shù)?/span>“328”（小型柴油三輪車，坊間流傳“三個輪輪子，二桿子開，腦子”八成“的人坐，事故多發(fā)）湊趣地近前來，”走嗎？“，硬茬子口氣問。走，怎么不走呢？“追，把前面那輛紅色大巴車追上，快�！焙梦业乃緳C他姑舅爸呀，一腳油門，小三輪跟個拖拉機一樣”突突突“連蹦帶跳就上路了，這一路追出去多遠，當時沒有距離概念，但清晰記得從鬧市區(qū)到了郊區(qū)的明城墻遺址紀念碑，一路上卻一直沒見到那輛紅色大巴。

那爺們在嗚哇黑的公路邊停穩(wěn)了車，回過頭說：”還追嗎？“我能說什么，我想問他追的方向到底對不對，人家大巴車是開往機場的，你這往哪兒追呢？我還想問問他，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追什么？嘴張開了，我又說不出話，這些問題，我自己都不知道答案，還能在黑燈瞎火的野外問一個臉色黢黑的”老司機“？哦，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的西海固城市邊緣，沒有故事，沒有懸念，那位司機一路毫無好奇心地把我安安全全送回市區(qū)，伸出手掌，說出了一個讓我后脊梁出汗的數(shù)字。然后接下來的兩周時間里，我天天頓頓就著辣條肯饅頭。追不可追之神秘，這件事，后來我自己酒后說破，宿舍同學知道了，紛紛笑話我�？伤齾s一直不知道，我沒有告訴她，別人也沒有那么好心告訴她。

即便臨近世紀之交、“窮途末路”的中師學校，學生其實有相當嚴重的年齡分化，從心理和生理成熟度上看，有我們這樣十五六七歲的懵懂者，也有像我的好幾個舍友那樣二十二三歲、懂得很多事，經(jīng)常夜里出去看錄像的男人。我所遭遇的欺侮和“苦難”也正源于此。實際上，我那時候并沒有想到所謂戀愛、婚姻那么實際的問題，只是覺得“在一起”，在一個共同的可視的時空中，就足夠了。比如，我愛好演講，在口語藝術(shù)社成功競選社長，在學校升旗儀式上當著校長和全校師生做國旗下講話，在校園廣播站做播音員，無非都是為了讓她聽見，讓她欣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