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耕時季，在迪慶高原這片貧瘠的沙層土上，拖拉機在地里不停地嘶鳴著，人們在寒冷的風中忙碌著。

四圍的洋芋地里，牦牛在人們的荊條和吆喝聲中來回地勞作。在它前行的身后緊跟著一個頭戴瓜皮帽，一身奶油味的藏民。陽光，一點暖意也沒有，東升的朝陽的金輝把他們的身子拉得很長，在新翻的泥土中閃閃爍爍。這里的紫外線破壞力極其驚人，藏民們的臉上總是紫紅紫紅的，要么就是黑黑的，黑得有些嚇人。

“今天的任務是幫助孤寡老人格桑扎勒家拔甜蘿卜！”操場上，指導員對我們說。

我們整齊地走在去格桑扎勒老人甜蘿卜地的路上，一輛拖拉機正在運送剛出土的洋芋。駕車的司機臉上露出甜甜的笑容，遇到路上的行人就高興地大聲說：“今年又是一個大豐收年！”遠遠的，我們看到他那開心的樣子，心里也很開心。他穿著五顏六色的藏袍，身上捆著一根大布帶，碰見我們就是那句“扎西德勒”。

我知道，在這片沙層土上養(yǎng)育著三十九萬余藏民，他們是我國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朵花中的其中一朵。

車在前面跑，車后緊跟著兩只壯實的大藏獒。無論車開多快，藏獒就能跟著跑多快。看到這個情景，當時我就在想：“如果我有一臺相機該多好啊，用快門把它們記錄下來！”

一路上，我聽部隊里的老兵們講，每到農民收成忙碌時，我們部隊都要給當地的老鄉(xiāng)干上幾天活。今年已是如此，我們整齊的腳步聲在高原上起起伏伏。不一會兒，我們就到達了目的地，在我們眼前出現了一大片甜蘿卜地。我們知道，這片甜蘿卜地是孤寡老人格桑扎勒家的。

“同志們我們出點力，加把勁，先把這位老人家的甜蘿卜拔完并運走，再去幫助種得多的藏民搬運其它農作物。”指導員拉開嗓門大喊著。

我們齊聲回答：“堅決完成任務！”

真是命令如山倒，一百多號人瞬間就散開了。地里的甜蘿卜在空中飛舞起來，撥不出土的，大家就用鋤頭挖。指導員站在一塊石頭上，高聲喊了起來，各排各班，不能滿塊土都亂扔，大家得有個規(guī)律，一堆一堆地放好。這么多的甜蘿卜，可以給這位老人增加一點收入。雖說廠家回收才壹角貳分錢一斤，如果我們把這塊地里的甜蘿卜撥完，也可以賣兩千多元錢，老人至少可以有一年的生活補助。

老人來了，他走得急急忙忙的，很快，他就到了我們的面前。從他的氣色來看，我感覺他身體還很不錯。老人的后面跟著他的那條忠實的看家狗，名字叫“毛豆格”。

這條狗的名字我們軍營的每個老兵都知道，因為我們部隊每年都要幫助老人家春種和秋收，毛豆格和它的主人都非常了解我們。老人背上背著一個尖筐，走近我們高興地說“扎西德勒，扎西德勒！”意思是說“解放軍吉祥如意，你們真是太好了！”他一會說藏語一會又說漢語，每說一句話都是夾生不熟的，只有我們指導員才能聽懂。

老人格桑扎勒說一句，我們指導員就翻譯一句給我們聽。老人抓住指導員的手，“激動地說，謝謝你們！我雖然沒有親人，可你們就是我的親人！”然后，他又迅速從筐里拿出一包春城香煙塞到指導員的手中，“收下，收下，筐里還有！”指導員沒有收老人的香煙。老人撕開香煙盒，走近我們就說：“抽釣呀筒！”意思是“抽煙！”大部分的同志都沒接老人遞來的香煙。大家連連擺手，“不會！”

老人身后的那條狗在人群中竄來竄去的，我們也不怕它，它也不怕我們。個別的老兵還要撫摸毛豆格一下，毛豆格也比較通人性，用它的一身長毛在我們褲管上擦來擦去的，時不時還要伸出它嘴里的舌頭來舔舔這個，又舔舔那個的，很是感人。

說真的，今天的勞動氣氛確實高。一個上午，兩萬多斤甜蘿卜就被我們收集在一起了，成堆的甜蘿卜堆積在地里。在我們來拔甜蘿卜的時候，指導員也去聯系好了廠家。

公路上，兩輛東風牌大卡車向我們駛來，車后的沙層像一股灰煙，拉得很長，飄得老高。大家都知道，是指導員聯系的廠家來運送老人種的這些甜蘿卜了。

老人看到卡車一下子就從地里跳了起來，激動得拉著指導員的手：“來了，是他們，沒錯！”

車由遠而近，在我們身前不遠的路上“嘎”的一聲就停了下來，從車上下來的正是格桑傲糖廠的廠長。他頭戴一頂草帽，臉上掛著一幅寬邊墨鏡，上身穿著皮夾克，下身穿一條牛仔褲，腳上是一雙長筒皮鞋，看上去有些像西部牛仔。在他身后跟著幾名工人。

格桑廠長雖說穿著和西部牛仔差不多，但他一點都沒有西部牛仔的那種性格，人很隨和，他一邊走一邊用手向我們打招呼。

他徑直走到老人身前，然后高興地告訴老人，“我們廠經研究決定，今年您種的甜蘿卜給您老人家多加一分錢，每斤按一角三分回收。”格桑還說這位解放軍同志都能帶著他的兵幫您，我們?yōu)槭裁床荒軐δ鷥?yōu)惠您呢?指導員笑著回答說，“這是我們當兵的應該做的，軍民一家親嘛！”老人和格桑廠長也高興地回答，“是的，軍民一家親！”

毛豆格好像也聽懂了什么似的，它伏在地上，一會兒看看這個，一會兒又看看那個。

“你種的甜蘿卜不用稱了，每年的斤數我們都知道，就算兩萬斤吧。”格桑廠長說。

老人說：“多了，多了，你們會虧本的！”

“不多，不多，就按我說的吧，只是又得辛苦解放軍啰，又要把這些甜蘿卜裝上車了。”格桑說。

指導員對我們說：“格桑廠長都這么爽快，我們加點油裝車吧。”

一個鐘頭過去了，這塊地里的甜蘿卜已都找到歸宿，它們一個個的被我們整齊地擺放在車廂里。

格桑廠長從身上拿出一個本子和一張付錢的清單，叫老人簽上名。老人拿筆的手在風中不停地顫抖，好不容易才在本子上和清單上畫上幾個像蚯蚓似的符號。就這樣，那些蚯蚓似的符號就代表了他的名字。

格桑拿出貳仟陸佰元錢遞到老人的手里，老人很激動。他手拿著錢，不知是高興還是激動，隨手就從貳仟陸佰塊錢中抽出伍佰元遞給我們指導員：“給這些小兄弟喝杯水，從種到收都是你們幫我……”

“這是我們應該做的，只要你老人家活一天，地里的活就算我們的！”指導員擺擺手微笑著拒絕了。

說什么老人也不同意，他那激動的樣子也感動了旁邊的格桑廠長。格桑廠長也跟著說，“只要我們廠還存在，我們都會優(yōu)先收您老人家種的甜蘿卜。”

格桑廠長邊說邊向我們道別，他一下子鉆進駕駛室，車緩緩地開走了。車窗外，他不停地揮舞著右手。

太陽已經爬得很高了，在回營的路上，我腦海中不時縈繞著格桑和格桑扎勒老人的樣子：寬邊墨鏡，西部牛仔的裝扮……佝僂的身子，還有他背上那尖背籮。

（編輯：黔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