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上北京，二下廣西，三進云南，四到貴陽查閱檔案資料，豐富充實紅軍長征途經(jīng)安龍的史實，成功研究“長征途中毛澤東朱德宿住安龍城考”課題，得到中央、省、州黨史部門領導的認可，填補了中共黨史研究領域的一大空白。

他，高風亮節(jié)，不戀權勢，自愿向組織提出申請，主動辭去單位主要領導職務退居二線，但卻退職不退事，迅速轉變角色，積極協(xié)助新任領導開展好黨史和地方志工作。

他，年近六旬即將退休，本可頤養(yǎng)天年不問世事，但卻始終情系史志，放下架子，沉下身子，與單位干部職工一道奔忙在查檔案、收資料、訪父老、編黨史、纂年鑒、續(xù)縣志的路上……

沉睡：蓄勢待發(fā)

在安龍的干部職工中，提起他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說起他在史志事業(yè)上的點滴與故事，人們都會由衷地豎起大拇指為他點贊，都能說出關于他的一二三，其聲名早已遠播在外。他，就是引領史志人譜寫了一個又一個輝煌業(yè)績的安龍縣史志辦原主任桑維新。

2007年的3月，本是陽光明媚，春光無限的時節(jié)，但對于干了三十多年工作的桑維新來說，卻是個灰暗落寞的年月，是一個讓他終身難忘的日子。因為組織上的一紙調令，將他從縣直機關工委書記調任縣史志辦主任。對這毫無征兆，突如其來的人事調整，猶如晴天霹靂，重重地擊打在桑維新的頭上，讓他始料不及，難以接受。

大家知道，史志辦和直工委雖是同一級別的科級單位，但是在人們的心目中，史志辦是一個閑職單位，要人無人，要經(jīng)費無經(jīng)費，工作可干可不干，也沒有領導去追究。這對于在縣直機關工委書記任上正干得如火如荼、風生水起的桑維新來說，確實是一個不小的打擊。他收起行囊回到家中翻來覆去地想，難道是我的工作做得不夠好？沒有得到領導和同志們的認可？還是我得罪了某位領導……

桑維新思來想去，怎么也找不到合適的答案，怎么也想不通這是為什么？既然不是自己的原因，面對白紙黑字的調令，他感到無可奈何，也沒有其它更好的辦法去補救，只好選擇沉睡不起，不露面不吭聲，用沉默來表達自己無言的抗爭。

“那幾個月，看到他成天吃了睡、睡了吃，就是不到新的單位去上班，親朋好友都來相勸，可他還是無動于衷，我真的很是著急、很為他擔心�！闭勂鹕＞S新當時沉睡的情形，妻子王國萍仍記憶猶新。

聽說老領導桑維新一直未到史志辦報到上任，時任安龍縣委常委、縣政府常務副縣長的黃朝文再也坐不住了。為解開他心中的疙瘩，減輕他的思想負擔，消除他心中的疑慮，讓他早日來到新單位上任，出于對老領導、老朋友的關心與幫助，黃朝文親自找到桑維新，面對面地坐下來認真聽取了他的想法和意見。

常言道：思想通，事事通；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這一次談話，黃朝文既以領導的身份，更以老朋友、老部下的身份和桑維新推心置腹地長談了兩個多小時。針對史志辦當時一無人、二無錢、三無辦公設備的實際情況，作為政府領導的黃朝文給予了盡可能多的支持與幫助，承諾幫助協(xié)調解決開展工作需要的經(jīng)費、人員、辦公設備等困難。

這一沉睡，人們不難看出，桑維新在工作上確實是一個有膽有識，有頭腦，有主見，有想法的人。他之所以選擇沉睡不起，不是偷懶�；�，而是凝聚力量、蓄勢待發(fā)。在此期間，他翻閱了許多書籍，收集了不少資料，準備了上任后的許多研究課題。這一沉睡，猶如一臺長期未使用的老柴油發(fā)動機，難以啟動。他引起了縣領導對史志工作的重視，解決了史志辦一無人、二無錢、三無辦公設備的困難，為自己今后更好地開展工作鋪平了道路、掃清了障礙，真可謂“高明”�。�

從那次談話以后，沉睡許久的桑維新終于醒了。第二天，他早早就來到史志辦，打掃起塵封已久的辦公室，開始了自己新的征程。已經(jīng)睡醒了的桑維新，又猶如已發(fā)動了的老柴油機，一直停不下來他的工作，甚至“飛車”，他研究課題好似“走火入魔”。他的奮發(fā)努力，堅持不懈，實現(xiàn)了自己的人生價值，開啟了安龍史志事業(yè)的新時代，改寫了安龍史志辦一窮二白，在人們心目中可有可無的歷史。

奮發(fā)：創(chuàng)造奇跡

“史志辦是一個編史修志的部門，業(yè)務才是主業(yè)，只有把業(yè)務工作做好了，能拿得出像樣的成果來，別人才會尊重你，外界才不會小看史志辦，誓以研究成果論英雄！”這是桑維新的一句口頭禪，他不僅是這么說的，更是這么做的。

在黔西南州，史志辦是一個集黨史和地方志合二為一的單位，工作可謂千頭萬緒。如何抓住工作重點，怎樣找準切入點和突破口，有效打開安龍史志工作滯后的被動局面，桑維新苦苦地思索著。

不懂就要問，不懂就要學，有調研才有發(fā)言權。一上任，桑維新就馬不停蹄地拜訪了王柏林、龍尚學、陳翰輝、王仲坤等老領導、老前輩、老專家，認真聽取大家對安龍史志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并找來《安龍縣志》《興義府志》等書籍進行認真的研讀。幾次調研、幾番詢問、幾經(jīng)權衡，桑維新最終確定了首先深入調查挖掘紅軍在安龍活動的史實作為自己工作的切入點。

黨史課題研究的方向明確后，桑維新便立即投入到收集紅軍在安龍活動的工作中去。為掌握第一手資料，他放棄周末節(jié)假日，不懼山高路陡，不分白天黑夜，迎嚴寒、戰(zhàn)酷暑，親自到安龍、興義、貴陽、遵義等地檔案館、圖書館、紀念館及長征途經(jīng)之地，查資料、訪父老、詢知情，反復論證與核實當時的史實。同時，他還多次深入到云南、廣西等鄰近省份，查閱檔案資料、請教和咨詢有關黨史專家，論證、核實、充實紅軍長征過安龍的相關史實。

為了收集、尋找到有力的實物證據(jù)，有時，他晚上都還在荒山的墳墓間穿梭，用火機作照明查看碑文，尋找證據(jù)鏈。在收集紅軍長征過安龍的資料中，當聽說德臥鎮(zhèn)馬鞭田村95歲的劉云芳老人保存有紅軍長征留下的革命文物，他主動找到老人的兒子李旭，通過與李旭打老庚的方式拉近關系，并自掏腰包購買人參、天麻等物品，以受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委托的方式去看望劉云芳老人，讓老人十分感動，最后心甘情愿地將大吉羊·瓷壺、大吉羊·壁掛瓷花插兩件革命歷史文物無償捐贈給安龍史志辦。

通過多方尋找、查證，從收集到的各種資料中，桑維新證實了紅軍長征途經(jīng)安龍期間，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人曾經(jīng)到過安龍，并在縣城草紙街71號宿住，當時毛澤東還為干部團的官兵作形勢報告的重大史實，這一重大發(fā)現(xiàn)，讓他興奮不已，徹夜難眠。他當時有愛好喝酒的習慣，不論中午或深夜，盡管喝了半盅白酒，麻醉后的他躺在床上仍不能入睡，總是又爬起來，繼續(xù)再寫、再改……

隨后，桑維新對收集來的資料進行了仔細的研讀和甄別，從紛繁的原始資料中劃出有關的記載、梳理出文稿的脈絡，開始了紅軍長征途中毛澤東朱德宿住安龍城專題的撰寫工作。不久，一篇2萬余字的“長征途中毛澤東朱德宿住安龍城考“黨史專題成功出爐。

手捧沉甸甸的“長征途中毛澤東朱德宿住安龍城考”專題，桑維新長長地舒了一口氣，踏踏實實地睡了一覺。第二天，他信心滿滿地帶上一年多付出心血和汗水的成果，背上從四面八方收集來的《安龍縣志》《興義縣志》《興仁縣志》《紅軍長征在黔西南》《中央紅軍長征在貴州的革命活動大事記》《黔山紅跡》《紅軍黔滇馳騁史料總匯》圖書及相關圖片、電報、錄音、回憶錄、筆記等共18.5公斤第一手資料來到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請領導和專家對課題中的史實給予審驗確認。

在等待審驗期間，他帶著單位的同志和兒子在貴陽住了一個星期，根據(jù)專家意見對課題研究進行補充完善。后來，他們在返回安龍的路上，除了汽油費和過路費，已沒有了伙食費，大家只得餓著肚子回到了安龍。

經(jīng)過省黨史專家的審讀，2008年9月3日，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出具了《對長征途中毛澤東朱德宿住安龍城考證材料的審讀意見》，作出：“長征途中毛澤東朱德宿住安龍城考”依據(jù)比較充分，所用史料真實可靠；建議到北京中央檔案館查找文獻，并征求軍事博物館等有關軍史方面的專家意見，把論證工作的基礎夯實；加強本地革命文物（包括重要領導人行居）的保護，或進行搶救性的維修保護，同時注意縣境內和相關地域紅軍活動史實的征集研究，為將來的陳列展示做好準備的審讀意見。

手捧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關于《對長征途中毛澤東朱德宿住安龍城考證材料的審讀意見》，桑維新如獲至寶，高興不已，及時將這一喜訊向縣委常委、縣政府原常務副縣長黃朝文，縣委常委、縣委組織部原部長牟慶芳等領導匯報了這一重要成果。

為進一步夯實史實，桑維新跑到北京中央檔案館、國家檔案館和軍事博物館去查找相關文獻資料，并征求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等有關黨史、軍史方面的專家意見，均沒有查到毛澤東1935年4月19日至22日的活動記錄。也就是說在中央檔案館、國家檔案館和軍事博物館里沒有關于毛澤東這三天行蹤的文獻記載，從而更進一步證實了長征途中毛澤東朱德宿住安龍城的論斷。

2008年9月底，由桑維新撰寫的《長征途中毛澤東朱德宿住安龍城考》在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主辦的《貴州黨史》上發(fā)表。該成果對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人1935年4月19日至22日的行程進行了詳細的考證，挖掘了中央紅軍長征在貴州活動的一個重大史實，為深化黨史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依據(jù)，填補了中共黨史研究領域的一大空白。2010年4月，該成果榮獲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組織的“黨的十七大以來全省黨史優(yōu)秀成果獎”論文類一等獎。

堅持：成就輝煌

通過對“長征途中毛澤東朱德宿住安龍城考”這一重大黨史課題的研究，年近半百的桑維新嘗到了史志工作的樂趣和價值所在，更進一步樹立了的信心，堅定了方向，最終成就了安龍史志事業(yè)的輝煌。

安龍縣城草紙街71號，這里既是1935年4月中央紅軍長征經(jīng)過安龍時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人的宿住地，又是1950年2月中共云南省委（即“安龍會議”）的誕生地，有著重要的歷史價值，桑維新從始至終一直把目光向這里聚焦。

2009年1月，桑維新與黃朝文聯(lián)合撰寫的《“安龍會議”及其歷史意義》在《貴州黨史》《云南中共黨史研究》雜志上發(fā)表，文章對1950年1至2月陳賡率四兵團在安龍與滇桂黔邊縱、西南服務團云南支隊會師，并于1950年2月6日召開會議的情況進行了詳細的敘述，對會議的意義及影響進行了科學的闡述和論證。《云南中共黨史研究》雜志開篇引言這樣評價：“一段歷史，再現(xiàn)崢嶸歲月的難忘歷史；一次會議，開啟邊陲云南的輝煌歷史。1950年1至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zhàn)軍第四兵團、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區(qū)縱隊、西南服務團云南支隊主要領導人在安龍會晤，并在這里召開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安龍會議”。“安龍會議”在中國人民解放戰(zhàn)爭史上是光輝燦爛的一頁，是中共云南地方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該文是西南地區(qū)解放史、中共云南省地方歷史、中共貴州省地方歷史研究的重大成果，填補了系統(tǒng)研究陳賡與四兵團在安龍活動的空白。2010年4月，該成果榮獲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組織的“黨的十七大以來全省黨史優(yōu)秀成果獎”論文類三等獎。

圍繞縣城草紙街71號，桑維新是做足了功課，干了許多看得見摸得著的實事，隨著一個個研究成果的出現(xiàn)，一次次愛國主義教育活動的開展，為安龍打造紅色旅游文化準備了條件，填補了安龍無紅色文化的空白。如今，草紙街71號已成為安龍縣最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和革命傳統(tǒng)教育基地。2009年5月，被命名為“黔西南州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14年3月，“草紙街71號”房屋由安龍縣武裝部劃歸安龍縣政府管理，實現(xiàn)了“軍轉民”，縣政府投入20余萬元啟動了房屋維修和“紅軍長征過安龍”“安龍會議”兩個廳的陳列布展等工作。2015年4月，被命名為“貴州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在搞好專題研究的同時，編史修志一直是桑維新力抓的工作，他一手抓黨史，一手抓地方志。2011年8月，由他組織編輯的《中國共產(chǎn)黨安龍縣歷史大事記（1935－2008）》出版發(fā)行，為該縣的黨史著作編輯理清了脈絡。同年，啟動了《中國共產(chǎn)黨安龍縣歷史（1935－1978）》編纂工作，并于2013年底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發(fā)行，該書得到責任編輯、曾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編輯工作的黃艷認為“本書在縣級黨史基本著作中是比較優(yōu)秀的”評價。2011年，由桑維新組織并參與編輯的《南明史料集》，獲國內外專家的肯定和好評，本書為安龍縣2014年8月成功舉辦全國南明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2015年7月成功召開南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作出了巨大的貢獻。2011年，編寫了《安龍縣志（1989—2012）》編目，啟動了二輪縣志續(xù)修工作，現(xiàn)已完成150余萬字的送審稿；2011年開始編印《安龍年鑒》一書，至今已連續(xù)出版5冊。2012年，由桑維新指導編纂的《馬鞭田村志》受到省內外專家的稱贊，名列貴州省前茅。八年來，在桑維新指導下編寫出版了《海莊史志》《安龍縣氣象志》《安龍公路段志》《安龍縣法院志》《安龍縣國土資源志》和長篇歷史小說《盤江風暴》等地情資料書籍。

一分辛勞一分收獲，付出總有回報。2008年以來，安龍史志辦連年被縣委、縣政府表彰為年度目標績效考核一等獎。2014年12月，安龍史志辦被省委黨史研究室、省人事廳聯(lián)合表彰為“黨史系統(tǒng)2010—2014年先進集體”，記三等功。2010年9月，桑維新被省委黨史研究室、省人事廳聯(lián)合表彰為“黨史系統(tǒng)先進個人”、記二等功。2011年4月，桑維新被省地方志辦公室、省人事廳聯(lián)合表彰為“全省地方志系統(tǒng)先進個人”。2011年12月，桑維新組織出版的《興義府志（校注本）》獲省政府頒發(fā)的貴州省第九次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著作類三等獎。2012年5月，桑維新在“中國聯(lián)通沃3G·黔西南建州30年30事30人30企”評選活動中，入選30名“風云人物”。

【編輯：與文為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