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詩歌的多元化發(fā)展和繁榮，越來越多的“草根詩人”持續(xù)涌現(xiàn)并引起詩歌界和文化界的廣泛關注。甚至像余秀華、郭金牛、許立志等詩人已經成為了文化事件。其中新媒體尤其是移動自媒體對這些“草根詩人”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些“草根詩人”通過個人的真實體驗和對日常生活的抒寫正在建構現(xiàn)實主義的新景觀。這些“草根詩人”的社會身份、日常生活、詩歌美學、社會效用和自媒體影響亟需從學理的角度予以梳理和總結。

　　2月9日，由中國作協(xié)創(chuàng)作研究部、詩刊社、文藝報社聯(lián)合主辦的“草根詩人”現(xiàn)象與詩歌新生態(tài)研討會在京舉行。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李敬澤，《文藝報》總編輯梁鴻鷹，《詩刊》常務副主編商震、副主編李少君，中國作協(xié)創(chuàng)研部何向陽、彭學明，以及吳思敬、林莽、張清華、羅振亞、大解、劉立云、李云雷、霍俊明、張杭、饒翔、嚴彬、李壯等詩人、評論家與會研討。大家圍繞“草根詩歌”的詩歌美學與社會效應、新媒體和自媒體對詩歌生態(tài)的新影響、詩歌寫作與日�，F(xiàn)實的關系、“草根詩人”與現(xiàn)實主義的新景觀等問題進行研討。

　　李敬澤說，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一批來自基層的寫作者引起我們的廣泛關注。他們有不同的命名，比如草根詩人、底層寫作、打工詩歌等。雖然現(xiàn)在我們知道了這么多的草根詩人，但這只是冰山一角。他們是龐大的寫作群體，我們雖然無法給出準確的命名，但必須充分地加以認識、評價。在談論這些詩人的時候，很多評論者強調必須去除他們的身份，單純地談論他們的詩歌，這是由意義的看法。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評論者者的文字里，我們能夠鮮明地看到他們的身份意識，只不過他們大多以自己為知識分子自居。因此，我們應該分析身份對于這些草根詩人的影響。同時，還應該注意到，隨著移動互聯(lián)網的出現(xiàn)，文學出現(xiàn)了新的生態(tài)，如果說，我們評論者以前可以決定什么時候去評論、怎么評論文學這些詩人詩作，但現(xiàn)在議程完全掌握在寫作者一邊，他們通過新媒體掌握了更多的話語權。這也是值得關注的。另外，在這股熱潮中，出現(xiàn)了這樣一種觀念，認為我們的詩歌只有10個讀者是正常的，如果有十萬個讀者，那這詩歌就顯得不那么“高大上”了。這是一種很奇怪的觀念。

　　評論家吳思敬說，這些年網絡對詩歌的炒作大多是偏于負面的，如周嘯天詩詞之爭，“烏青體”、“梨花體”，在這一輪輪炒作中，當代詩歌的核心價值被解構，成為了娛樂的東西，然而關于余秀華的炒作卻不同，余秀華現(xiàn)象更多的體現(xiàn)了網絡的正能量，反映了網民對當代詩歌的理解正在深入。但他認為，“草根詩人”值得關注并難能可貴，“但我也想說，底層不是標簽，‘草根詩人’也不是什么桂冠，底層寫作不應只是一種生存的欲望，寫出的首先是詩，也就是說他應該遵循詩的美學原則，詩人要把底層的生活體驗在心中發(fā)酵并通過結構完形等一系列環(huán)節(jié)去升華，用美的規(guī)律去造型，達到真與善，美與愛的高度協(xié)調與統(tǒng)一，這才是值得‘草根詩人’畢生值得追求的。”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清華認為，余秀華的詩有質感、有痛感，還有一點專業(yè)性，這就足夠了，甚至從重要性上我還會覺得它比一個專業(yè)性更好的詩人作品比起來要重要一些，因為她和她所代表的“草根詩人”能夠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痕跡，他們的詩歌不一定能夠成為最好的詩歌，但是這些詩歌和詩人記錄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痕跡。

　　詩歌評論家霍俊明認為，漢語詩歌一百年來仍然是有缺陷的，它自身的傳統(tǒng)仍然沒有被建構，中國漢語市場一直沒有權威的立法者，不被更多的人接受和認可，因為在專業(yè)的詩歌界內部討論余秀華詩歌美學的時候，意見完全是相反，一撥人談得非常高，反過來又有大量的人認為余秀華的詩是庸俗的，是低劣的吶喊式的抒情，這種巨大分歧說明傳統(tǒng)的架構沒有建立，這個需要時間。

　　評論家李云雷說，每一個詩人的詩歌觀念都是獨特的，都是歷史地形成的，都有其合理性，但另一方面，這也束縛了他們對另外的詩歌的理解，當他們談論詩歌應該如何的時候，其實是在談論經典作品或理想中的詩歌，甚至只是在談論詩歌的技術，而這樣的談論在面對新的詩歌或美學經驗時，可能是無效的。在我看來，中國現(xiàn)代新詩自發(fā)生以來，在傳統(tǒng)詩歌與西方詩歌的巨大陰影下，并沒有形成一個完整或自足的美學傳統(tǒng)，不斷“斷裂”的歷史與高度分化的社會結構，讓當前的中國新詩及其美學處于一種分裂的狀態(tài)，我們很難以某一種固定的詩學觀念來解釋一切詩歌。面對這一狀況，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從具體的詩歌經驗出發(fā)，探討新的美學可能性的生成。在這里，我想至少有兩個方面是值得思考的，一是詩人是否以及如何將獨特的生命體驗轉化為了詩歌；二是，詩歌是否能為讀者帶來新的審美因素？在這個意義上，“詩可以興，可以觀”的古訓值得我們重新思考。我也覺得，至少在這兩個方面，余秀華的詩為我們帶來了新的體驗，至于技術或詩歌觀念，則并不必過于重視。

　　【編輯：黃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