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睢眼瞅時機成熟，便不作停頓，端出了他精心研究的“興秦策”：“卑下以為，大王應采取交接遠國而攻擊近國的策略，此可謂得寸土是王的寸土，得尺地是王的尺地。如今舍近而攻遠，豈不謬乎？從前，中山國領土有方圓五百里，趙國獨自把它吞并了，功業(yè)建成，名聲高揚，利益到手，天下自然亦就沒有誰膽敢侵害于它。現(xiàn)在韓、魏之情勢，居各諸侯中央，是天下之樞紐。大王若想要成就霸業(yè)，就必須先親近中原諸侯，把它作為掌握天下的關鍵，以此威脅楚、趙。若趙強盛，那么楚就要附秦，若楚強盛，那么趙就要附秦。若楚、趙都來附秦，齊定然恐慌。齊恐慌了，定然會屈膝言辭，加重財禮來奉事大王。若一旦齊再歸附，那么韓、魏兩國就可以全然乘勢收服了。”

此乃就是范雎的“遠交近攻”戰(zhàn)略，極具深謀之遠慮：其一，可以就近重創(chuàng)韓、魏，以解除心腹之患，壯大大秦勢力；其二，可以北謀趙，南謀楚，扶弱國，抑強敵，爭奪中間地帶，遏制各諸侯的發(fā)展；其三，可以在韓、魏、趙、楚依附于秦之后，攜五國之重，進而威逼最遠最強的對手齊國，使其回避與大秦的競爭；其四，可以在壓倒各諸侯的優(yōu)勢下，最后逐一消滅韓、魏諸國，最后滅齊，完成霸業(yè)，一統(tǒng)天下。

秦王臉色遽然漸亮，內心豁然開朗：“善，善！先生教誨匪淺，寡人敬聞命矣。”

于是，秦昭襄王即拜范雎為客卿，至此參與秦廷軍國大政，主謀兵事。

公元前268年，秦昭襄王聽從范睢計謀，派五大夫綰率領大軍攻打魏國，很快就拿下了懷邑。兩年后，又奪取了邢丘，終使魏國前來請求歸附。

緊接著，范雎又及時為秦王謀劃“收韓”之策：“大王，秦、韓之地形，交織相錯若同錦繡。我大秦旁有韓存在，譬如樹木有蛀蟲，人有心腹之疾一樣。天下無變則已，一旦有變，危害我大秦還有誰能比韓國再大？因此，大王當應首先收韓也。”

秦王趕緊又謙恭請教：“先生，寡人若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

范雎從容答道：“大王可起兵首先攻打并占領韓國政治、經(jīng)濟、交通、軍事的咽喉要塞滎陽，使鞏、成皋之地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如此，上黨之韓軍不得而下，一舉就可將韓國攔腰斬為三截。如此，韓國眼見自己覆亡，還能不聽命歸附于大秦乎？韓國一順從，那么霸業(yè)就可成矣。”

即刻發(fā)兵，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依計而行，先后占領了韓國少曲、高平、陘城、南陽、野王等地，從而將韓國攔腰斬斷，使得整個上黨地區(qū)完全孤立起來。在秦軍雷霆萬鈞般的打擊下，韓軍步步敗退，韓國搖搖欲墜。而秦則在戰(zhàn)爭中獲得了人力、物力的巨大補償，實力更為強盛，因而東進的步伐亦大大加速，擴大了對趙、楚兩國的戰(zhàn)爭規(guī)模。

伴隨著大秦軍事上的節(jié)節(jié)勝利，范雎亦日益受到秦昭襄王的賞識，地位亦日益得到鞏固。

公元前265年，范雎開始對秦國內政實施變革，推行“強干弱枝”的方針，以加強中央王權。他向秦王奏議，道：“臣居住山東時，只聽聞齊國有孟嘗君，沒聽聞有齊王；只聽聞秦有太后、穰侯，沒聽聞有秦王。原本，獨掌國家大權的稱做王，能夠興利除害的稱做王，掌握生殺予奪權勢的稱做王。而今太后卻獨斷專行毫無顧忌，穰侯出使國外從不報告，華陽君、涇陽君懲處斷罰隨心所欲，高陵君任免府吏從不請示。此四種權貴合集一起，想要國家無危險，恐是從未有過。處于四種權貴統(tǒng)治之下，乃所謂無秦王也。既然如此，那么大權如何能不旁落，政令又如何能從大王處發(fā)出乎？臣聽聞善于治國者，就是對內使自己的威勢牢固，而對外使自己的權力集中。”接著，他又牽引前人教訓進一步利導闡述，“從前崔杼、淖齒在齊國專權，崔杼射中齊莊公的大腿并殺死了他，淖齒抽了齊愍王的筋并把他懸吊在廟梁上，李兌在趙國專權，把趙武靈王囚禁在沙丘宮里將其困餓而死。今穰侯內仗太后之勢，外竊大王之重，用兵則諸侯震恐，解甲則列國感恩，更是廣置親信耳目，侍從大王左右，故臣暗自擔憂，若大王千歲萬歲之后，擁有大秦的恐不再是大王的子孫了。”

秦王驀然冷汗驚覺，瞬間幡然徹悟，再加之秦王早就對宗親貴戚的專權與勢力的膨脹忌恨在心，此番聽了范雎這段義正辭嚴的宏論，終于痛下了決心。于是，沒過多久，秦昭襄王率先罷免了穰侯魏冉的相位，旨令其回到自己的封邑。后又驅逐其他“三貴”，將太后安置于深宮，不許再聞政事。緊接著，秦昭襄王便拜范雎為大秦丞相，封之于應城，遂號為應侯。至此，以秦昭襄王為首的中央朝政大權更為集中，范睢亦更一日比一日獲得秦王的極度信任，直至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

（編輯：黔州）